105年度「台灣加油無所不談」邀訪來賓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一) 邵玉銘博士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二) 蘇起博士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三) 李福登校長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四) 趙守博董事長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五) 江丙坤博士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六) 吳忠吉教授 財團法人祥和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廣播節目

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二)

  • 主講人:蘇起博士
  • 題 目:兩岸三通與金門的何去何從
  • 時 間:民國90年6月23日
  • 地 點:金門縣黨部禮堂
  • 兩岸關係是當前世局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九一一事件前是如此,九一一事件後還是如此。與其他國際矚目的課題比較,兩岸關係具有很高的特殊性。

    首先,兩岸關係是相當新的領域。事實上,在一九八七年經國先生決定開放部分民眾赴大陸探親以前,連「兩岸關係」這個名詞都不存在,英文名詞 cross-Strait relations 更是經過一段時間才約定俗成。今天所謂的兩岸問題專家都是從其他不同領域裡跳進來,前後才不過十幾年光景。所以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累積得仍然十分有限,遠不如其他領域。

    除了時間短以外,它還受到兩個基本限制。一是資料嚴重不足。我的政府服務經驗告訴我,政府所掌握的兩岸資料比民間不知多上好幾倍。而政府的資訊在我看來仍嫌不足,民間的匱乏可想而知。本人相信,這個情況在中國大陸應也相去不遠。所以雙方的政府、學術界或其他相關人士在面對兩岸問題,或面對彼此時,最好心存謙卑,互留餘地,以免歷史的訕笑。另一個限制就是情勢變化的快速。許多辛苦蒐集的資料很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已經過時。這兩個限制嚴重侷限了研究者的投入與產出。

    兩岸關係的第二點特殊性源自於國內情勢。關於大陸的內部情勢,此處暫且不論,只談臺灣的部分。大凡一個社會內部的政策辯論,不外乎發生於三個不同的層次。最高的是國家的層次,也就是針對國家的範圍進行辯論。用現在的術語說,就是「統獨」問題。其次是國家內部的制度層次,這牽涉到制度的形式,如民主或獨裁;也牽涉到同一制度下的權力分配,如某民主國家宜採總統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最低的就是政策的層次。針對經濟、外交、環保等議題的辯論都屬於這個層次。

    一般民主國家多半只在政策層次進行辯論,很少觸及另外兩個層次。譬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在美國激辯多年,最後在眾議院只以一票之差過關,但整個過程不曾涉及國家範圍或制度問題。加拿大是個少有的例外,因為它有魁北克的獨立問題;但加拿大並沒有制度層次的爭論。在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在步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對政治制度也有激烈的拉鋸,但對國家本身仍然有極高的共識。

    反觀今天的中華民國,卻是同時在國家、制度、與政策三個層次發生激烈的爭辯。這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極為罕見,要知道,國家層次的論爭非常容易沾染宗教信仰式的情緒;制度層次涉及赤裸裸的權力分配;政策層次爭的是理與利。一般而言,一個層次上的爭執就經常面紅耳赤。所以當情緒、權力、道理與利益共熔於一爐的時候,論爭能不沸騰?這就是今天中華民國政局陷於困境的根本原因。任何看似單純的政策問題都常常暗藏統獨或權力之爭而變得不容易處理,更何況影響深遠的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的第三個特殊性在於它同時包含政府間的尖銳對立與人民間的密切交流。這種「上冷下熱」的情況在冷戰時固然少見,就是在冷戰後的國際社會也沒有太多案例。南北韓雖已有多次政府高層會談,但民間往來在今天仍受到重大限制。統一前兩德人民的相互交流,不論廣度與深度,都遠不及今天台海兩岸的人民交流。這種特殊的「上冷下熱」狀態對研究者固然造成許多困難,對政府的挑戰尤其艱鉅,因為政府必須不斷處理新的狀態,永遠在拿捏新的平衡點。

    政黨輪替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前述三項「特殊性」都得到強化。首先,政黨輪替帶來新政府、新人事、新思想、新政策與新作風。但有別於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是,民進黨政府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內,不曾向全國人民清楚完整地說明大陸政策的主張與願景,只在不同的場合零零星星地拋出片斷而語焉不詳的口號式構想。做為全國領導人的陳總統,經過二年前的修憲廢除國大後,不再需要直接面對民意代表的質詢。

    一年來,陳總統、總統府及行政院發言人、陸委會主任委員等官員都很少召開記者會,或發表「白皮書」。因此,觀察中華民國大陸政策的民間人士真的就像瞎子摸象,一點一滴地拼湊我國大陸政策的全貌。這種隱晦性,本人相信,是有意的。一年半來的各種跡象已經非常清楚地顯示,扁政府正在默默地,積極地推動「兩國論」。但因為他們了解「兩國論」必將激怒中共及美國,所以不得不「做而不說」。這就把兩岸關係帶向一個全新的階段。

    第二個「特殊性」牽涉國家、制度、政策等三層次。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基於團結內部、安定社會的考量,當時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挑起統獨爭議與省籍情結,盡量讓任何論爭侷限於制度與政策兩個層次。不幸的是,民進黨上台以後,除了激烈的政策論辯,以及「總統制」與「雙首長制」的權力攻防外,原本沈寂的統獨情緒突然在社會各角落燃燒起來。這使得原來可作理性論辯,甚至權力或利益交換的問題,染上濃濃的宗教狂熱情緒,益發難以解決。

    第三,政黨輪替後,「上冷下熱」的情況變成冷者越冷,熱者越熱。換句話說,兩岸政府間的對立越來越尖銳,而人民間的交流卻越來越熱絡。這個矛盾現象有二個結果。第一、政府政策與民間期望的落差加大,幾乎已到背道而馳的地步。與過去相較,這是全新的現象。我們可以把一九八七年至今分成幾個時期。一九八七年至九一年為摸索期;

    一九九二年至九五年為和緩期;一九九六年至二○○○年為文攻武嚇期;去年五二○起,僵持對立期。摸索期的一切都在起步,姑且不論。和緩期的兩岸經濟與文化交流迅速增長,軍事與外交鬥爭較不明顯,而對話協商持續進行。所以雖有冷熱之別,但政府間的關係與人民間的兩岸關係都同步往和緩的方向移動。至文攻武嚇期,政府間關係固然冷凍,民間交流亦見損傷。所以政府間與人民間的兩岸關係也是同方向移動,只是這次是朝向緊張,而非和緩。陳總統上台後的特殊現象是,政府間與人民間的關係首次朝相反方向移動。即政府間越冷,民間越熱。政府固然說一套,做一套。民間也說一套,做一套。而兩者完全背道而馳。當政府自以為是地建構「國家安全網」的時候,民間早已自力救濟,自行出走去了。

    「冷者越冷,熱者越熱」的另一後果,就是政府的談判籌碼在急遽流失中。中外經驗都顯示,任何政府在面對外在威脅時,只有充分結合民間力量才能發揮最大實力。國民黨執政時期,政府堅定站在統獨光譜的中間,向兩端吸收助力,所以不論與中共和或鬥,總能凝聚中間廣大地帶國人的力量,一面與中共周旋,一面維持國內社會安定與經濟成長。民進黨執政以後,政府向「台獨」極端移動,沾沾自喜地以為創造了談判「縱深」,增加了談判籌碼,但事實上扁政府因為失去國內大部分民眾的支持,反而喪失更多的談判實力,可說得不償失。

    一年半來中共的對台政策似乎就是建立在「冷者越冷,熱者越熱」的認知上。陳總統上任初期,中共所提出的「聽其言,觀其行」說法,其中不無不知所措的無奈。畢竟當時的局勢太新、太特殊,打破了五十年的慣例,所以只好先靜觀其變。但很快地,隨著扁政府在兩岸政治面上的倒退,臺灣經濟開始沈淪,政局日益混亂,而民間經濟與交流往來更加熱絡。在這種情況下,「聽其言、觀其行」漸漸變成托詞。中共真正在做的其實是「察其勢」。換句話說,台海兩岸此消彼長的情勢讓中共根本沒有必要同意復談,也沒有必要下重手;只需好整以暇地看著臺灣失血即可。台灣那些自以為創造了談判「縱深」的「戰略家」,連運用「縱深」的機會都沒有。

    最近陳總統親自出馬推翻「九二共識」。同時,扁政府要員又異口同聲地推銷在WTO架構下處理兩岸關係的概念。這兩項最新發展必定會讓明年的兩岸關係比今年更為「特殊」,因為扁政府一方面排除了兩岸僅存的模糊政治空間,一方面很明顯地露出了「兩國論」的狐狸尾巴。

    兩年前,「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讓我國面臨同時得罪朋友與敵人的危險。所幸當時僅「說而不做」,並在最短時間內回歸「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危機才得化解。猶憶當時「兩國論」的原創者在肇事前曾對美國與中共的可能反應做出極為離譜的錯誤評估,肇事後又不敢出面善後。

    今天兩岸關係愈形特殊,新的「兩國論」已然風起雷動。新的執政者加上舊的「兩國論」班底,會不會再重蹈覆轍,先錯估形勢,再怯於善後呢?如果最後害了臺灣的人竟是那些自稱愛臺灣的人,那真是臺灣民主化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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