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年度「台灣加油無所不談」邀訪來賓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一) 邵玉銘博士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二) 蘇起博士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三) 李福登校長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四) 趙守博董事長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五) 江丙坤博士
21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六) 吳忠吉教授 財團法人祥和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廣播節目

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系列演講(一)

  • 主講人:邵玉銘博士
  • 題 目:新世紀亞太區域安全與兩岸關係
  • 時 間:民國90年6月23日
  • 地 點:馬祖縣黨部禮堂
  • 縱觀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中,有兩種重要戰略思潮相互激盪:

    第一:「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相互循環:譬如美國在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一九三五到三七年,連續三年通過中立法案,強調美國不介入國外事務。

    第二:美國自認為是「新世界」(New World),以與歐陸的「老世界」有所區別,美國學者常以三個英文字來形容美國的戰略與行為準則:

    1. Exceptionalism(特立獨行):美國有自我的主見與看法,不同於其他國家。
    2. Unilateralism (單一主義):美國有類似西方俠士行徑,譬如九六年臺海危機時派遣航空母艦進入臺灣海峽,另如派兵科索沃等等。
    3. Particularism (特別思維):美國有獨特的想法,即以NMD(美國國內飛彈防衛系統)為例,有其獨特的想法,並且十分堅持。

    美國在冷戰後喪失危機意識。在冷戰時期,蘇聯的存在,凝聚了美國國家的憂患意識與方向,但自蘇聯解體後,美國頓時失去了戰略目標,甚至就如孟子所說的「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另外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也逐漸流失:美國從一九六O年代「民權法案」通過後,由於強調種族的平等、文化多元發展的重要,使得美國原有核心價值開始動搖。以美國大學必修的歷史課程為例,不同族群,多修習自己母國歷史,於是西班牙裔美國人念拉丁美洲史,美裔華人念中國史,日裔美人念日本史,各族裔各行其事,造成唯有對美國史不深入,形成了同床異夢的結果。美國著名史學家希萊辛格(Schlesinger)就曾寫過「不合眾的美國」(The Disuniting America)一書,書中指出各族裔美國人有不同的歷史觀與宗教信仰,使得基督教文明受到了嚴峻挑戰,以致美國的核心價值逐漸流失,凝聚力不足。

    由於蘇聯假想敵自蘇聯崩潰已消失,美國保守勢力開始尋找假想敵,中國大陸就成為其首要目標。

    「黃禍(Yellow Peril)」在十九世紀被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後,形成為一股暗流。西方人認為基督教的文明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有其普世的價值,因之西方人必須維持這種普世優勢。而最可能威脅基督教文明的將是斯拉夫民族,因為斯拉夫民族有一千多年的專制歷史,其中包括了將近兩百五十年的蒙古統治,造成使斯拉夫民族很專制與愚昧,因此可以威脅基督教文明。西方人又認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華帝國如果與斯拉夫民族合流,將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影響,因之必須將兩種民族隔離。但是西方人又認為中國人是有文化的,因為中國歷史上有孔、孟、老、莊、李白、杜甫等文化人,清朝時中國雖然專制腐敗,但並不野蠻,因此「聯合中國人以抵制斯拉夫人」遂成為西方人的主流戰略想法。從十九世紀到一九七O年代美國「聯中制蘇」的政策,就是這種基本想法的抬頭。近年美國哈佛大學杭廷頓教授所著的「文明的衝突」一書,仍然持續這種理論;他認為:由於美國一國獨大,可以應付任何衝突,因此,廿一世紀的政治或經濟的衝突引起的可能性較低,但是由於種族、宗教與文化價值觀的不同,互相妥協的可能性不高,因此引發衝突的可能性較高。他並認為東亞的儒家文明與回教文明,必然成為基督教文明的敵人,而東亞儒家文明一旦與回教文明結合,對西方的威脅更大。杭廷頓的理論等於是另一種「黃禍論」的出現,於是美國原來以蘇聯為敵,現則轉而以中國人為假想敵。個人在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服務時,曾在歐洲與歐美學者探討過這個問題,大部分與會學者並不同意杭廷頓的意見,認為世界逐漸變成地球村,不可能因為文明的不同而引起重大衝突。但是杭廷頓的思想卻為保守的美國人士所接納。加上甫執政後的共和黨亟思在政策上與民主黨有所區隔,於是布希就將克林頓政府時代與中共的「戰略伙伴」關係,改為「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千禧年美國總統大選,小布希當選贏得十分辛苦,在下次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黨必須推出它特有的產品。美國國內的政策當然容易區隔,因此在外交關係上,共和黨為突顯其政策,中共正好是小布希政府的目標,譬如中共「違反人權」、「販賣勞改勞工商品」、「取締法輪功違反宗教自由」的問題,都自然而然的使美國人產生「美國比中國聖潔」的共識。

    中華民國在臺灣地區,由於面積小、人口少,我們的國防必須是有限度的國防,有限度有計劃的武器配置,譬如我們購買一千架的F-16或幻象2000戰機,但能夠培養出數千位的優秀的飛行員?由於國家的預算有限,如果國防的預算龐大,教育、司法、經濟會不會造成排擠效應?這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凱利(Kelly)不認為我國有購買過多數量戰車的必要,戰車的用途在於反登陸,一旦戰火延燒到臺灣本島,即使勝利,恐怕臺灣已經受到重大傷害。因此我們必須要有「善陣者不戰」的大戰略,才是努力的方向,個人以為,即使須要加強我國的軍備,也應以充實空軍與海軍的實力為首要目標。

    我們的國家整體資源有限,老百姓尚有許多民生需求,我們不能窮兵黷武,我國絕不能主動求取在境內或境外「與中共決戰」,只要走上了「與中共決戰」這條路,則必敗無疑。因為美國對臺灣的幫助亦僅限於臺灣遭到攻擊時的協助,萬一台海發生戰爭,導致美國出兵,臺灣這塊人口密集的島嶼,必然遭受無法彌補的損失。兩岸發生戰爭,我方若無法在制空或制海權上克制中共,戰爭勝負已成定局。

    現階段我國在戰略上追求的目標應該是「維持海峽兩岸的和平」,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我們強調「一中各表」,我們認為只要有「各表」的權利,臺灣就不怕「一中」。但是自從民進黨執政後,由於其意識形態作祟,對「各表」與「一中」都沒有興趣,甚至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導致兩岸的關係愈趨複雜化。

    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我方失利,造成大陸變色,美國為推卸責任,立刻以以一紙白皮書,將所有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一九七八年底,當卡特總統決定「聯中共制俄共」時,藉著聖誕假期大家渡假時,在十二月十五日(週五)晚間九點宣布與中共建交,完全不顧及中華民國這位長期盟友的感情。上述血淚史蹟斑斑,吾人記憶猶新。兩年前陳總統表示其就職演說,自稱能讓美國滿意,不讓中共有所挑釁,也能讓國內同胞能夠接受;再則過境美國時,得到美方高規格的接待,沾沾自喜。美國在此舉是否為「打臺灣牌以節制中共」,有待觀察。

    美國對中共沒有太大的制裁辦法,以往美國對中共施行貿易制裁,就必須顧慮到美商在大陸的投資,美國大企業家又會對白宮的施壓。美國政府認定只有「臺灣牌」可以讓中共感到壓力,這或許是陳總統過境美國所受到禮遇,以及美國擴大對我軍售的原因。但是,我國如過於突顯與美國的親密關係,將是臺灣最大的危機。其後果是萬一引發中共或大陸同胞誤判臺灣是美國的馬前卒,正中中共鼓吹民族主義以對付臺灣的下懷,其對臺灣的危險性不言可喻。如果臺灣所代表的是「自由民主的燈塔」,大陸亦無由反對。即以江澤民與克林頓的辯論,江澤民亦承認大陸目前將以經濟優先,並未全盤否定民主的發展。我國的外交應發揮高度的藝術:「中華民國與美國存有民主與自由的共同價值,但中華民國絕不是美國國家戰略的一環」。個人非常佩服韓國總統金大中,他主動宣布韓國不參加TMD(區域飛彈防衛系統),因為TMD在保衛美軍,南韓加入美國TMD一環,只有使南北韓關係更加複雜化。金大中的決定,獲得韓國社會的肯定,自然可為我國的參考。

    由於美國與中共軍事差距太大,中共目前尚無攻擊美國之能力,但是一旦臺灣成為TMD一環,萬一美國與中共發生政治、經濟、人權的摩擦,中共就可能「打小孩給大人看」,所謂「兩大之間難為小」,我們實在不宜加入任何一方,否則後果將難以預計與承受。

    以往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推行「戒急用忍」政策,因為那時我國整體經濟不錯,不跟大陸經貿來往,還有其他的生存辦法。至於當前中華民國對大陸的關係,我國經濟狀況不佳,對大陸經貿益形重要,如再堅持「戒急用忍」並不適宜。

    時下對於臺灣在大陸扮演的角色,有下列幾種看法:

    1. 中共可能將臺商當人質:「以商圍政,以民逼官。」
    2. 大陸臺商有工蟻效應:他們會將把所賺的錢帶回臺灣。
    3. 浮動資產:臺商將像鮭魚一樣,雖然四海為家,終有一天會回到臺灣,我們還可以把臺商視為是章魚(Octopus),運用他們在大陸所擴展的影響力,促進大陸同胞的基本改變。
    4. 最近美國國會有一項討論會,美國前駐臺灣的代表李潔明先生提出臺商在大陸可扮演「木馬」的角色,可摧毀大陸的共產主義。

    個人則認為:我們應將在大陸的臺商視為「鮭魚」,只要吾人將臺灣耕耘為人間樂土,一旦待鮭魚回頭產卵,必然能夠豐收。因之個人對於「三通」的問題,抱持著比較積極樂觀的態度。而臺灣的戰略關係只要不走「唯武器論」、「唯美國論」,不碰觸大陸敏感的民族主義,再則重建臺灣為文化的新中原,必然能夠堅定的邁入我們國家光明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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