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公共生活之形成—以文山社區大學為例

張良蕙

摘要

本文的主旨在探討社區大學對於轉化社區,以厚實公民社會之基礎的意義。本文從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作為結構性因素,分析解嚴前後,因政治體制之轉變,以致影響社區運作的力量所產生之變化,包括國家為了政權正當性對於社區的操控,以及民間社會力在80年代末朝向組織化和在地化發展,而帶動的社區轉化動力,就民間教改運動發展社區大學作為社會整體改造的構想和運作進行說明,最後,並以社區大學活化社區、推動公共參與的策略,檢視社區大學在知識下放的過程中,擴大民主參與的成效。本文分析指出,隨著民間社會力量由衝撞國家機器到投入基層的社會啟蒙工作,逐漸視「社區」為承擔民主化社會的基礎,為了改變地方民眾對公共事務的冷漠,以及培養公共參與能力,透過社區大學將高等教育普及於地方,以知識作為社會行動的後盾。其次,社區大學由於順應學習社會的來臨,人民提高其對知識教育的渴求,遂創造地方政府與民間合作興學的契機。再者,社區大學以通識教育的課程取向,採取互動式教學,調和套裝知識和經驗知識的落差,其教學理念與方法為社區民眾所接受,然而,在公共參與的推動上,無法由既有的課程規劃來實現。於是,社區大學以「工作坊」策略,結合社團性活動課程,發展出雙軌並進的模式,有助於從社區的角度引導社區學員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從社區實務的操作中,這種結合學習與實務的工作坊課程,經由議題的形塑與社區人力和組織的養成,發揮社區大學經營社區的功能,但此一策略是否可類推、適用於其他社區大學恐有其限制,並且社區大學在知識教育與社區參與的多重任務中,亦有其自我定位的必要,以使組織作更有效的運作。

關鍵字:國家角色、公民社會、社區轉化、社會啟蒙、公共參與、社區主體性。

壹. 緒論

台灣從七0年代後期到80年代,隨著政治上的解嚴,出現了一股強大而活躍的社會力,不論是以社團的成立或社會運動的形式,都是台灣公民社會活絡的展現,而至90年代,這股民間社會力轉以在地化和組織化的發展,促進地方,社區參與公共事務的習性,社區作為新的社會行動者(agent), 不但承接了解嚴後所釋放的民間力量,同時也回應著全球化經濟下,國家權力下放,地方和民間團體參與公共決策的需要,因此,社區在社會成員與國家之間扮演著十分重要的中介角色,它超越了傳統血緣和地緣關係,從地方、社區的自主性和公共參與的表現,可進一步掌握國家和社會的新關係。

新興的民主化論述中,民主政治之實現不再寄情於原子式的公民身份,或藉由政治制度來保證,而以社區(community)作為政治參與之單位,構成民主社會之內涵,已是時勢所趨,而在台灣的社區發展脈絡中,社區自戰後長期作為國家機器之一部份,其發展受政府的介入甚深,民眾在威權統治下,其心智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亦極為普遍,因此,本文主要關懷在於「社區」如何作為當今公民社會之基礎,以實現擴大民主參與的目標,故本文將從社區運作的既有模式,了解社區在理念與實踐上所需的轉變,並以文山社區大學為例,探討此一學習機制對社區轉化的意義,全文的舖陳將從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掌握社區轉化的結構性條件,以及社區大學的誕生和運作,最後以個案研究,分析社區大學採用「工作坊」模式,結合社區實務與學習課程所引發的社區參與之成效,並了解社會行動者在社區主體建構中的角色,以檢視社區大學活化社區,促其作為公民社會之基石的意義。

本文共分七節,

第一節為導論。

第二節起將從文獻回顧中,說明社區概念在理論與社會現實中的沿革,以及我國社區的發展特質和定位,並由此提出本論文之分析架構。

第三節,經由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條件,分析台灣社區轉化的環境,了解社區活化的重要性,以及當前社區發展的契機與限制。

第四節,說明社會運動在地化作為社區轉化的動力,以及民間教改運動催生社區大學成立的緣由,以社區和民間力量的結合,探討社區大學的運作,及此學習機制對社會啟蒙的意義。

第五節,就文山社區大學的實際運作,探討社區大學在理念與實踐的契合度,以及社區對於此一學習機制的態度。

第六節,針對社區大學以「工作坊」策略,帶動社區參與的運作模式加以分析,透過個案之觀察,了解民眾參與的情況與社區主體性的形成。

第七節為本文結論。將評估社區大學以課程和工作坊雙軌並行的方式帶動公共參與,對其組織與社區成員的影響,勾勒此一社區公共生活之樣貌。

貳.文獻回顧及本文之分析架構

本節分二部份,將從現代化論述、社區社會學、和後福特主義等理論檢視中,說明社區概念在社會變遷中的意涵,及從公民權的變化中定位國家和人民的關係;其次,從我國社區發展中,比較解嚴前後之「社區」論點,並以國家和社會關係之轉變,了解當前社區的新解,以期在此基礎上提出本文的分析架構。

一.現代化論述和社區研究

社區此概念從社會的範疇區別出來,並用以對比現代社會的特質,始於杜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1877年所著的《Gemeishaft und Gesellshaft》(社區和社會)一書,其認為社區是建立在情感的、共同連帶等自然意志為主的基礎,此為前工業社會的組織型態,但在工業社會的發展中,原先的社區特質將會隨著人們生活基礎的持續轉變而沒落,社會組織將強化理性意志的特質,以個人主義、契約自由等非情感的原則來運作。(Ferdinand Tonnies, 1988; Larry Lyon, 1989: 7)。

社區和社會被二分為衡量社會變遷的水準,這一類型學的區分,亦被廣泛使用於刻劃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差異,甚至成為現代化中推波助瀾的理論源頭,社會學者Emile Durkheim的機械連帶/有機連帶的社會關係、Max Weber的傳統—神聖和現代—理性之權威基礎的分野、Talcott Parsons用以說明社會變遷的五組模式變項,乃至C.H.Cooley的初級團體和次級團體等觀點,都延續著社會變遷的軌跡,試圖填補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二分的鴻溝,然而這一努力,終究為1960年代強調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的研究所取代。(Albert Hunter, 1975: 537; Larry Lyon, 1989: 8)。

社區研究多以鄉村經驗為對象,此乃社區被賦予傳統的、非工業化的特質有關,George A. Hillery指出在其彙集的94種社區定義中,僅抽離出社會互動、地域、和社區生活的共同連帶三個共同要素,而這三個要素一度被認為是指涉鄉村社區的,不適於都會的研究(George A. Hillery, 1955:119)。至於都市社區的研究,美國芝加哥學派雖於1930年代,有Robert Park,Louis Wirth等學者以生態學觀點研究芝加哥市的動態演化過程,及現代化和都市化如何形塑一種社會的(Gesellshaft-like)生活形態(Larry Lyon, 1989: 9),但一方面,到了1950-1960年,鉅觀社會學的研究取向盛行一時,強調標準化和同質性的大眾社會,使著眼於差異性和特殊性的社區研究漸漸勢微;另一方面,此社區研究的重點乃在揭示社區(Gemeishaft) 向社會(Gesellshaft), 亦即傳統到現代的變遷歷程,了解社會形成的樣貌,而非著重於社區的特質,及其存在的重要性。

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的形成,對於人民和國家的關係產生極大的影響。工業化和都市化伴隨著大批由鄉村或傳統社區(Gemeishaft)湧入城市的市民,他們擺脫自身的特殊性和族群特質,以獨立自由的公民身份享有國家保障的基本權利,構成公民權的內涵,Marshall認為公民權是以一種身份地位(status)確立的,這種地位是加諸在作為社群(community)的成員身上,而國家是這一社區所意指的對象,個人與社群的其他人享有同等的權利、義務,不因性別、種族而異(Ruth Lister, 1997: 14),由於這種公民權是建立在社區的內在同質性,即大眾社會的預設上,忽略了社群內在差異性和衝突的可能性。及至1970年代,石油危機的發生和資本主義擴張所衍生的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國家決策只以經濟市場的運作邏輯來考慮,忽略不同群體的權益,造成被犧牲利益之族群的反彈,而社會運動和環保勢力興起,正說明大眾社會並未消融種族、性別、階級等本質上的差異,這些差異作為傳統社會的特質持續與現代社會同在,而以差異作為政治上的動員,突顯社區不再是傳統孤立而封閉的社會單位,其為更具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意涵的實體,社區和社會關係於是再度被強調,這也是提供社區社會學復興的條件(Larry Lyon, 1989: 15)。

公民權以一種地位(status)來承受時,將有其實現的風險,特別在後工業社會則此一風險將隨國家角色的勢微而提高,而社區的復甦成為人民抗拒此一風險的出路。Marshall認為公民權的社會權部份,會因為社會福利與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之矛盾而被犧牲,二次戰後,為了解決經濟蕭條,國家透過公共建設刺激投資,創造就業機會,並大幅提高社會福利的支出,帶動了經濟發展,供給創造需求的策略奏效,使凱因斯福利國家理論大行其道。(Ramesh Mishra, 1990)

在經濟成長時,社會福利支並不威脅到資本累積或經濟成長,直到1973年發生石油危機,國際匯率的巨幅波動,導致全球性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市場供過於求,經濟嚴重衰退,除了造成生產方式由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的轉型,強調市場為導向,也造成了福利國家的轉型,美國雷根政府和英國柴契爾政府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即是例子,雖然學者提出社會支出並不是阻礙經濟發展的元凶,社會福利亦非如自由主義者所言是外在於經濟,且不利資本累積的,相反的它是鑲鉗在經濟中,社會支出可用以營造經濟發展和產業昇級的條件(Gosta ,Esping-Andersen, 1997),但福利國家的轉型,仍成為許多國家紓緩經濟危機的途徑,在後福特主義社會中,市場決定了生產方式與勞動需求,對勞動者產生極大的衝擊,而國家角色的定位,亦重新改寫國家和人民的關係。

Jessop提出民族國家空洞化(Hollowing out of the national state)的看法,認為在全球化的競爭下,福利國家被要求解除管制、減少稅收和社會支出,使其政策效度銳減,相對的地方或區域的自主性將會提高(Jessop, 1996: 271-272),但地方性的發展要避免國家主導所造成的區域發展失衡,與市場力量的直接進駐,除了國家和企業組織外,第三部門(包括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和草根性組織、志願性團體等)應共同承擔面對現代社會挑戰的責任(Hubert Campfens, 1997: 21),這除了是回應全球化經濟外,也提供了一種由下由上的政治參與契機,使人們面對社會結構的困境時,透過社群的組織和互動,重塑公民權的實質,在參與的實踐中,一改過去作為公民權的承受者,由一客體轉變成主體的位置,此一公民將由一個權利地位(Status)過渡到能積極參與、協商辯詰的批判公民(critical citizenship)(Ruth Lister, 1997: 15)。

在工業社會,人出走社區(Gemeishaft)以取得公民身份;在後工業社會,人回歸社區以實現公民權的實質,這出入之間所意味的應是一種聯結,普遍與特殊、分化與整合的調和,Midgley認為1970年代後,社區的強調,所指涉的內容遠大於前,社區不囿限於地緣或血緣關係,傳播和交通的便利,提高人的可移動性,透過議題和認同感而彈性決定其歸屬,對都市人而言,社區是可欲的,尤其一種想像的(imaged)或意識形態上的社區更為重要,它能突破都市對於集體行動的結構性障礙(Structural barriers),凝聚社區的意識,則此種社區不是給定的(given),而是經由成員共同的利益和社區組織來建構,並經由實際的人際交往和互動來提高彼此的情感聯繫(kenneth Heller, 1989; Albert Hunter, 1975), 這樣的社區才足以促進現代社會的民主化。

二.台灣的社區研究與社區發展

台灣的社區發展與國家的關係極為密切,並無法純粹由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理解,此亦為我國社區定位的特殊性。社區這個概念是在民國53年,由劉脩如力倡才以國家政策之一環成為官方用語,並且在國際的外在力量,包括美國和聯合國的援助下,推動社區發展的工作,完成現代化發展的目標。

我國地方事務的分工上,社區發展與從事地方自治的村里組織不同,前者以社會福利、農村改造為主要工作,歸屬社政,這使社區後來一直帶有極濃厚的社會福利味道;後者則為宣導政令,辦理基層選舉的機制,歸屬民政。由於實務上,二者組織與性質的劃分極為模糊,在國際援助撤離後,國家中心的社區經營取向,使村里組織吸收了社區發展的資源,為政治服務,而欲以社區發展取代地方自治,實現真正由下而上的民主參與目的沒有達成,卻己為地方選舉的惡質化埋下伏筆。(徐震意見,陳其南,1995:138)社區發展本應被視為一種過程,含有引導社會改造的初衷,兼具經濟面與政治面,卻在政權合法化的意圖下,由國家由上而下的操控,對於此階段的社區研究也集中在評析官方作為的論述。(參見劉睿忠,1984;李天霽,1986)

解嚴後,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更趨平行,社區在法令上亦還原到人民團體的地位,社區的政治生態也因而多樣化了。從國家的立場言,乃企圖藉由福利社區化作為社區工作的主軸,但這並非社區自發性的需求,反應出政府仍欲透過行段手段干預人民團體,將社區視為紓解社會福利需求的管道(陳亮全,1999);另一方面,則是統治階層透過「本土化」、「生命共同體」等政治語言,在各地進行文化霸權的建構,建立在地認同,尋求統治正當性的社會心理基礎。

其次,從官方與民間共同響應的大規模社區改造運動—社區總體營造來看,因其符合台灣擴張經濟後,人民對於生存環境與生活品質的再造需求,遂引發朝野廣泛支持,並被視為社區轉化的動力(黃維憲,1999),然而,國家政策的政治意圖多所介入,專業人士與少數社區幹部的主導,使居民參與程度有限,社區意識與公共參與的效果不彰,致使社區主體性普遍難以建立。(蔣孝萱,1998;劉世偉,1997;魏郁祥,1999)。歸結其原因,包括社區總體營造過於依賴政府資源,反使社區運動與國家本土化劃上等號,化解統治正當性的危機,社區營造的精神因而變質(周思萍,1996) ;再者,藝文展演的取向,專業上的難度高,居民組織和運作的能力有限,無法作到真正的權力下放。(黃維憲,1999)

從民間的立場而言,晚近學者將傳統地方勢力與中央權力的關係,視為社區研究的重點,揭露地方派系或財團與威權時代的黨國機器,建立了一種交換政治忠誠度和經濟利益的依存關係,這對於地方的重大開發案或區域發展產生極大的副作用(林正修,1993;陳東升,1995;陳介玄,1994),這種政治、經濟關係的分析,呈現民間社會對於國家角色的反思,並開始從地方的角度來看問題,可惜對於社區的轉化較少論及。

目前,社區的發展現實是草根性的力量雖已抬頭,雖尚未發展出自主的人格,但仍有機會填補國家機器撤出社區後的權力真空,這使得社區在政治體制的轉變中,漸為國家之一端轉移到民間的自主發展。為了探討社區轉變的重要性與可行策略,特以國家和社會為結構性條件,提出本文分析架構,研究目的在以文山社區大學說明其對我國社區轉化之意義。

本文將從國家和社會的關係,討論戰後社區的發展經驗,並說明社區在當今社會的民主意涵;次由社會運動在地化說明社區轉化的動力,以及民間教改運動催生文山社區大學之原由;再者,就文山社區大學的實際運作,分析其理念與實踐上的契合度,接著,將以「工作坊」課程,說明社區大學推動社區參與的策略,以及其對社區公共事務的影響,最後將於結論評估文山社區大學以課程和工作坊雙軌並進的策略,對於社區、社區大學發展的意義。

參.戰後社區發展的結構性分析

本節將從國和社會的關係,掌握影響社區運作的力量,在解嚴前後的變化,由於社區長久以來受國家介入甚深,即便在民間力量投入社區的過程,亦發現社區固有習僻對於變遷的抗拒,本節最後將處理社會運動如何經由民間教改在地化的脈絡,將社會改造的觸角落實到地方。

一.國家角色與社區關係的變化

二次戰後,台灣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在美國和聯合國等外在因素下,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作為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基礎,但是以國家中心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卻是我國社區發展的實質,國家基於政權合法性的要求,對社區的工具性利用,使國家優先的社區發展貫穿戒嚴時期,及至解嚴後的國家認同問題,終致地方公共參與的低落和社區發展的失衡。

從表一可看出,社區發展於民國五十四年正式作為國家政策以來,社區內涵和工作方案直至民國八十年為止,幾乎由國家全面主導,民眾自發性的參與並不顯著,其主要工作為基礎工程建設、生產福利及精神倫理三類,可謂涵蓋經濟、社會、政治三面向,但因以確立政權正當性為訴求,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社區在鞏固統治基礎的作用。

國民黨政府作為一外來政權,雖透過威權統治壓制台灣社會對其統治基礎的挑戰,但國家和社會的嚴重脫節並未解決,使其政權的正當性缺乏一穩定的社會基礎來支撐。在戰後,國民黨政府外有中共武力威脅,僅能在美國協防下獲得偏安的局面,此為所謂外部正當性依存[2];對內則於民國38—42年,進行一連串土地改革,收所得重分配之效,以安撫民心,並改變台灣既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這使政府得以在短時間內完全控制台省的政、經發展體制,從而導入一個依序前進的國家建設新紀元(蕭國和,,1991:30)。接著,在民國42年起,政府分階段推行國家經濟建設政策,欲以農業培植工業,包括將農村作為生產要素的供應者與作為產品傾銷的市場,而到了50年代,除了輕工業穩定成長外,出口替代政策與重工業的發展,持續創造台灣經濟的榮景,經濟發展的成果奠定了政權的威信,亦將台灣整合到國際經濟秩序中。

然而,卻由於未能謹守「農工並重」的原則,農村為了提供大量糧食與勞力支援工業,導致民國57年後,農業部門的發展就已大幅落後工商部門,加上非農部門向農業部門的擴張,農業的土地、技術和人力資源漸呈萎縮趨勢(劉義民,1981:132;蕭國和,1991:31)。再從民國57年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中,明定社區發展為”有計畫的動員區域之人力、物力,配合政府施政計畫與財力支援”,以達成提高區內人民的生產效能為首要目標,社區政策全然以國家經濟發展為考量,已背離其發展農村,啟發居民自動、自治參與公共事務的精神。

繼經濟發展建立國家政權正當性的策略奏效後,國家持續以安定、進步的神話,合理化國家中心的統治模式,但在1970年代,我國同時遭受政治外交和經濟上的重挫,再度動搖其統治基礎。前者為中美斷交、及我國退出聯合國,國際社會承認中共政權,可說是「一個中國」表態的第一遭,使我國在國際上受到排擠、孤立;後者為1970年代,發生二次石油危機,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面臨困境。國民黨政府因應國際環境的巨變,在政治上,力主本土化運動,擴大地方選舉充實統治合法性,宣傳反共思想,建構大中國的國族想像,但就其實質乃是進行「台灣的中國化」,並非真正從事本土社會的重建,民國61年,頒布「台灣省社區發展十年計畫」,即利用「媽媽教室」於基層推行文化霸權的建構。在經濟上,則採取凱因斯福利國家政策,推動大型的公共建設,而鄉村的人力和物力被大量動員,農村婦女等剩餘勞動力則再援用「媽媽教室」等方式組織起來,承擔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社會問題,以紓緩貧富不均、家庭解組所引發的社會福利需求。

民國70年後,經濟發展帶來了自由化與民主化要求,代表本土力量的政治反對勢力開始壯大,而舊統治階層的老化與代表性面臨嚴重挑戰,使蔣經國時期末,不但推動國民黨的改造與本土化,同時亦加速民主化的腳步,解除戒嚴。傳統社區則因經濟發展過程中耗盡資源,且百病叢生,國家在政治與經濟上的運作於是明顯減少,民國72年社區發展綱領中,將社區定位為社會運動單位,其實它代表政府對社區己不再積極作為,而將社區的問題丟給民間善後,這並不同於解嚴後,民間自發、自主的社會運動,社區至此只作為一”假性的社會運動機構”而存在。(周思萍,1996:72)

解嚴後的民主政權,隨著政治體制的轉型,面對著新舊勢力的拉扯和族群議題的白熱化,而顯得極不穩定,除了辦理全面性的中央民代和地方首長選舉,重整政府人事,進行憲政改革外,更藉由總統直選,確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但是族群問題涉及文化認同,為了一個穩定和諧的政治社會,建構一個在地的國族認同,成為融和多元族群的當務之急,民國83年李登輝力倡「生命共同體」,與文建會之「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相互呼應,二者的結合便具有政治意涵:

要讓社區居民能夠自動來管理自己的社區,首先就要居民自己組成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共同體社會。而要構成一個對成員有約束力的社會,居民本身更要具備相當強烈的社區成員意識,台灣整個國家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要有生命共同體的共識(李登輝,1998:88)。

社區總體營造可說是台灣近年最受囑目的社區運動,是80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轉向90年代市民運動,此一過程的概稱(黃麗玲,1999),它代表著解嚴以來,社會衝撞舊體制的「破」工作,將由「立」的建設取代,地方運動的形式也將從以往消極對抗的環保運動和反污染運動,轉以積極的文化建設,以重建在地文化,但是這個官方主導、和充滿藝文取向的營造策略,因充滿行政制度、專業資源和社區自主性的現實問題,以及加上國家意志和民間理念的落差,未能達成活化社區的預期效果。李登輝總統一方面說是要以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建設大臺灣,並認為落實社區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要件,在另一方面則又把社區經營,視為捍衛政權而”固椿”的黨務工作,遂使「生命共同體」的論述,又再度淪為當權者對人民行使文化霸權的工具。林萬億認為李登輝宣稱社區自治是民主的基石,然在國民黨第十四屆二中全會上,又說「社區工作是黨務工作」,無異威權時代,權力一把抓的思維模式在運作社區(林萬億,1995),而社區組織的操控又是黨機器滲入地方的一貫技倆。

為落實以地方為主體的社區營造,有效激發居民的社區意識和公共參與,民國85年後,社區總體營造由過去的藝文導向、景觀取向,慢慢走向學習取向,呈現社區終身學習的特質(陳其南,1997:12),並由民間力量來策動,而與國家力量區隔,於是社區成為國家和民間社會力相互競逐的場域,在其中,豐富了其所蘊涵的本土性意義,它不只是地域的、政治的或經濟的,更揉和了人民日常實踐所累積的經驗,也在這複雜的角力中,得見確立社區主體性的重要性。

肆.民間社會力的釋放與發展

政治體制的轉變,使台灣社會加速民主化的腳步,政治民主化的實質光有體制上的鬆綁還不夠,它必須視社會成員能否建立一自主的公民社會,由下而上的厚實民主政治的根基。

自1980年代,台灣政治的反對勢力即積極的動員,社會運動亦不斷發生,國家機器則是在內部統治危機下,被動順應社會要求而宣佈解嚴。(王振寰,1995;蕭新煌,1992:340)在戒嚴時期之前,臺灣人民並不乏民間社會的動員,特別是在日本殖民政權轉移到國民黨政權中,乃至解嚴之前,台灣社會亦發生多起反對運動,表示民眾的政治參與動機,並非真的在傳統文化的催眠與威權體制的壓迫下盪然無存,然而,威權體制下,權力結構與資源分配的不對等關係,卻使得社會力的運作嚴重受到扭曲,使這些抗議的事件對於政治社會的意義,遠不及於它所造成的族群對立或省籍情結的社會效應。

解嚴前後,政治反對運動以族群認同的訴求,作為號召民間社會力量的策略,引起了民眾廣大的迴響,這是建立台灣社會主體性的重要關鍵,但當族群或省籍問題,達成台灣民間社會抗衡國家機器的階段性目的後,更重要的是思及公民意識的提升和公民社會的鞏固,使其超越血緣或地緣的文化層次,否則易流於意識形態上的爭論,連帶的影響國家認同問題的解決,對於公民社會不但缺乏具體性的建設,反而在歷次民主選舉中,為政治動員所利用。由於台灣社會是由多元族群所構成,以人民生活的具體經驗建構共同體的內涵,才是長遠之計,「國家認同的意識型態二元對立也延伸至社會領域和文化領域,造成分裂或泛政治化,反此種種,均壓縮了公共領域的形成空間,也延抑公民社會自主多元的發展」。(張靄珠,1999:3)

除了地方政府首長與民意代表的選舉、政黨的成立外,社會運動與民間團體組織的風起雲湧,是另一個臺灣社會民主化的指標,尤其是民間社團組織的成立,象徵民間社會力量已有組織化能力。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種類繁雜,這些社會運動的議題差異甚大,但其砲轟的口徑一致,都是向國家機器進行抗爭,要求其公權力和公共政策作為或不作為來動員的,但較不觸及階級間的衝突,以資源動員理論來分析八0年代的社會運動,最具代表性的為蕭新煌和張茂桂兩位學者,蕭新煌認為階級屬性會影響一社會運動,所能吸納的內部動員資源和對社會的衝擊程度,也連帶關係到社會運動的成敗[3]。另外,張茂桂則以政治力的重組及其與民間團體的結合,視為1980年代社會運動持續發燒的動力,其認為解嚴只提供了社會運動的合法性,但社會運動之所以發生,除了民間團體的議題塑造外,國家控制機器的失靈[4],競逐的政治力紛紛尋求外援,拉攏民間力量共同衝撞國家機器,以進行政治卡位戰,更突顯了社會團體在運作過程受政治力介入的情形,社會運動與外在政治力的依存關係,強化了各自的資源,這個結盟,一方面解釋了社會運動之如何形成;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的退潮作了註解。「沒有一個轉化中的威權體制,就沒有現在的社會運動風潮。沒有政治體制內鬥爭的需要,就不必向外製造政治機會,也不必有向地方發展的政治動員。而如果沒有政治動員,那麼也就不會有現在許多人所謂的『民間社會』的興起,所以這個階段台灣的社會運動風潮,在政權危機得到化解之前,是不會停止的」。(張茂桂,1989:108)

國家機器的失靈,使國民黨的政權瀕臨解體,雖提供了民間社會更大的解放空間,卻也潛藏著社會失序的隱憂,由於自主自律與社會參與的公民精神並未建立,人民對於「亂象」的不安,很容易又召喚出專制集權的統治模式,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定,是政治轉型的一大危機,台灣的政治轉型主要是在自由化的面向上,即國民黨威權政體的逐步瓦解,但是在民主化的層面上,即建立公平的政治競爭規則,仍未穩固(王振寰,1995:74)。

民間的社會改革訴求與資本家要求改善投資環境的雙重壓力,一度讓執政者的立場舉棋不定,但很快的,國家機器即以向資本家的靠攏,以這個聯盟重新定位其角色,延續國民黨執政,被視為1980年代後期的新威權政府。在這個時期社會運動的熱潮減退,固然與新威權體制已經成形有關,因為政治態勢底定,外部性的政治力支援撤出,降低內部動員的資源。從社會運動本身的特質來分析,其後期的發展遭遇的瓶頸亦與內部問題相關,多元的社會運動團體,雖未必以政治權力的謀取為目標,但是,同樣以國家為抗爭對象,多少凝聚了民間社會的力量,對舊體制的衝撞有很大的效果。長期動員以來,團體內部資源已成疲態,成員立場的分歧,政治介入造成動員目的的變調,或是不同團體的利益衝突,很快的隨著「共同敵人的消失」而白熱化,然而民間社會的分裂和異質性卻找不到一個自我整合的機制;另外,社會運動已達消極對抗的目的,接下來的使命應是另謀積極建設的可能,不再停留在抗爭性或求償性的訴求,而要建立參與公共事務的知識和能力,及理性對話與協商能力,將民意貫徹到決策過程中,培養不同群體的互動關係,尋求社會的公益,亦即從自由化進階到民主化的目標。

蕭新煌教授認為社會運動在1990年代呈現的是內在昇華後的成績,包括(一)社會運動趨向專業化,草根性組織或地方性人物的培養及組織化的趨勢;(二)社會運動提升政策對話的層次,結合專業人才,具體提出政策方案的構想,避免專家官僚的獨斷;(三)社會運動開始反省「主體性」的問題,維持社運與政治團體或特定利益團體的關係,保有自身的獨立性,避免成為政治角力的工具;(四)社會運動共同主題的找尋與結盟的契機(蕭新煌,1995)。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運動草根性和組織化發展的趨勢,社會運動與地方的結合並非偶然的,地方、社區性的社運組織的最初形成,和政治自由化有較大的關係,政治自由化促使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開始滲入各地方的民眾部門,是重要的政治動員過程(張茂桂,1990:94),地方、社區性的社運組織與社會運動,同為解嚴後極為重要的社會力,甚至是諸多社會運動的幕後推手,只不過其運作的可見度不及社會運動來得奪目,而今這些社團不但吸收了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經驗,同時也藉由與政治、經濟勢力的區隔,整合成組織性的力量,成為臺灣公民社會的重要憑藉。

筆者可以從歷年集會遊行及民間社團成立的情形,看到民間力量的一個變化,以集會遊行的方式表達民間力量,在民國79年和民國83達到二次的頂峰,在民國79年共有7775件集會遊行件數,這些主要與民間衝撞國家機器與拓展政治空間有密切相關,而後到了民國82年已降低到5971件,但在民國83年集會遊行件數又攀升至11294件[5],突破萬點大關,為歷年來之最,而當時正是社區總體營造與民間教育改革的大盛時期,這些議題是針對根本的社會結構和體制進行反省,並希望透過由下而上的人民力量,進行社會重建的工作。

因此,社會運動的組織化和在地化,是一個基於現實的必要轉變,即轉化人民公共性普遍不足的問題,在策略上也從議題白熱化轉向問題解決的取向,一改原子式的抗爭行動,或求償性的訴求,而更積極的創造大環境的適應力,提高自己的生產性。在一個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尋求的是與國家或其他團體的合作,參與決策過程,進行體制或政策的改革。基於政治權力的分享和公共事務的參與,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必須提高其思考問題的深度,但民眾長期缺乏公民素養的養成,沒有分享政治權力的經驗和能力,因此,社會的改造既要落實到社會基層,讓社會參與的機會及於全民,而非是社會菁英的特權,則社會學習對於民主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透過學習教育,提昇基層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成為強化社會力的重要憑藉,但校園向來是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宰制非常深的領域,政府對於學校的控管使教育改革的包袱更為沈重,是故這個原本具有啟蒙意義的社會機制反而比其他社會團體更加保守,全面的教育改革運動出現的較晚,初期教育改革運動毫無例外的指控國家支配,並隨之以教育自由化、民主化來追求教育鬆綁的目標。教育改革的特色在於教改運動的社會效應,具有從特殊性到普遍性,從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到全民,從街頭抗爭到政策變革,從都市到鄉村的性質。

教育改革運動之所以能從校園內部擴充到社會層面,和校園的師生在組織動員的效率較高有關[6],學校的串連,匯集龐大的資源,在動員上不但有爆發性,也能維持相當高的持續力。薛曉華與吳維寧對解嚴後之教改運動的分析,詳盡探討80年代教改運動之蓬勃發展,尤其視解嚴初期至四一0民間教改運動為教改運動的極致,並認為教育改革運動作為80年代中後期之社會運動,是由校園內部擴展到社會場域,經歷了組織期、立法時期,及議題多元化時期,此一法制化過程,扭轉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對立,象徵社會運動的力量深入政府體制中,並影響其決策過程,也開啟國家和民間的相互合作,共同推動社會變遷之可能。吳維寧認為401教改運動的影響,及近年來教改走出台北都會、深入基層,教育經費和教育權下放於地方,乃至社區大學之的成立等現象,顯示我國教育自由化和本土化的趨勢(薛曉華,1996、吳維寧,2000),而這些轉變自當有相應的政治環境作條件,羊憶蓉指出「教育改革的工作,自體制外的要求而落實為體制內的改革,一如其他社會運動大致可見其呼應於政治改革的兩大主軸,即『自由化』與『本土化』」(羊憶蓉,2000:346)。

教育改革的運動更在近年朝向多元化與在地化的發展,多元化指的是它與各民間力量的結合,這個結合增加了教育改革的社會性格以及議題的豐富性,教育改革最初雖主要由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發起,卻在多元草根力量的參與後,思及階級、族群、城鄉、性別等多元的教育問題,使教育改革將批判矛頭在指向國家的同時,也能產生內在的自我反省,這對於教育資源的分配,權力的下放,尊重地方需求的教育幫助很大,是使它由一條鞭的教育模式走向因地制宜的開始,讓教育改革融入社會改革的過程中,慢慢剝去國家機器的色彩,開放更多的民間力量參與教改的工程,這些社會參與不只是對教育品質和資源分配深具意義,也一點一滴地加速社會的根本改造。

伍.民間教改運動與社區大學之推動

本節擬從民間社教改對於當前教育問題的診斷出發,視民間教如何由個別的社會運動,發展出社區大學作為教育現代化與社會現代化的實驗方案。

一.民間教改與社區大學的構想

社區大學可說是民間教改的結晶,它是台灣社會運動組織化、在地化的一種表現,因此,首先從社區運動的脈絡來定位教育改革在地化的意義。臺灣社會在80-90年代,不管是官方版的社區總體營造,或民間版的社區運動均風起雲湧的展開,而社區大學的成立在這一社會運動中的意義,不只是民間力量的在地化,它更是帶有重整和提昇民間社會力量,邁向成熟之公民社會的企圖。

黃武雄評估社區總體營造的成效,認為傳統文化習性致使民眾對於公眾事事務的冷漠,單靠文化建設尚不足改造人心,但這卻是解嚴以來,社區意識的提倡成效不彰的癥結[7],就行政上而言,社區若無資源與決策權,事事要仰賴上級行政單位的垂憐,又以私人關係作為行政作業的捷徑,便無法網羅真材實料的人力資源,黑箱作業的決策也難以引發居民參與的動機,自然不能凝聚社區的意識,而中央對於行政上的干預,也使社區總體營造的作用大打折扣,由於過份強調以硬體建設或展演活動來驗收成果,常使組織運作的模式遷就行政的規範,喪失專業自主性,更無餘力真正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從事長期的智識啟蒙,或是開發人的潛能(彭明輝,1999)。因此,由上而下的文化建設,並不足以真正的喚起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動機與能力。李丁讚認為社區大學在知識解放與催生現代公民意識的任務,適可以補社區總體營造之不足,並且延續社會重建的工作,其認為「社區營造其實是藉著社區公共事務的進行,而達到對人的開發和人際關係改善的目標。因此,它基本上是一種『人』的工程,而在人的營造過程當中,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時間來進行說服、辯論、折衝、協調等工作,這都是高度耗損人力的事」[8]

社區營造是『人』的營造,這種曠日費時的營造工作,難以用行政績效來評估,也無法自行政專才中得到啟發,因此,社區總體營造自民國八十五年後,愈來愈將重心轉移到學習機制的建立,這使它與社區大學的結合,可說是水到渠成。不過,社區學習的重要性之所以被強調,並且促成民間發起「社區大學」作為學習機制的根本源頭,則要溯及民間教改運動,特別是1994年的民間教改大遊行,可說是結合教育改革與社會改革於一役,它不但出自於教育體制本身的反省,而且觸及了國家角色和經濟制度等結構性的問題,正是基於這種深層結構的反省,發展出「社區大學」作為社會轉化的新機制,其最終目的是要達成知識啟蒙的目的和培養人民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進行整個社會的重建工作。

台灣教育問題對於現代社會的意義可從兩個方面來說,一方面是在物質生活富裕之後,人們對於精神上的空虛缺乏文化和知識的基礎來填補,這是由於學校教育只提供工業社會的實用知能,並未建立人們主動學習和進修的慾望,學習是為了取得文憑,找到工作,離開了學校,就找不到學習動機,這不但是發生在技職畢業生中,更普遍地存在受高等教育者;另一方面,解嚴後,基於對社會問題和國家角色的不滿,人們在主動關懷中卻苦無有效的解決方法,而使原本是為了社會改革而動員的運動,最後卻成為社會亂象的本身。因此,要改造社會最根本的工作,是先改造人本身,而這尤須透過教育的鬆綁來進行。「我們公民參與社會的意識並沒有隨著經濟成長的腳步現代化,我們的民間力量也沒有因此發展成長到足以改變我們社會的權力結構,去要求教育做根本改造,去要求教育現代化」(黃武雄,1995:112)。這一段話對於解嚴後的民間社會特質是很貼切的描寫,同時也揭示了民間教改團體把教育置於現代化和公民社會的基調之中,並且以公民社會的建立作為現代化社會之必要條件。

一九九四年的「四一0教育改革運動」之所以受到重視,不但因為它整合了民間諸教改團體的力量,要求體制上和結構上改變自戒嚴以來僵化保守的教育體制,其提出的教改訴求也幾乎是這幾年來牽動教育改革的指導原則。為了根本的解決升學主義和管理問題,民間教改團體在四一0教改運動中向政府提出了四個訴求: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訂教育基本法(黃武雄,1995:120)。落實小班小校與廣設高中大學二項與社區大學的構想最直接相關,其目的在於透過教育資源的平均分配以保障教育權,提高教育品質。從中小學校的師生比即可看出,臺灣是用最低廉的經費,在辦最粗糙的教育,學生人數過多,老師無法根據學生的需要作適性教學,考量個別的差異,致使學生的個別性受到壓抑,學習的品質不佳,加上升學壓力,學生課後補習的情形十分嚴重,對於小班小校的構想,並不是班級人數減少這樣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就算一班人數降到35人,它基本上還是一個大班。落實小班小校尚需教育理念的配合,將學生當作最重要的考量,並配合社區化的概念,讓學習與生活結合,這個社區化包括社區資源的利用、社區居民、家長和校方決定教育的課程規劃,師資聘用等軟體設計的配合。

「…小校不是一個孤立的小校,那當然是很糟糕的,小校一定很小,不可能有操場什麼的,因為資源匱乏,所以它一定要有個社區中心,裡面有操場、圖書館、游泳池、有開很多課程,大家要去共用社區的資源,所以小班小校的觀念是要它要有一個社區中心,旁邊圍繞很多小校。」(蔡傳暉,CC01)。

廣設高中大學除了紓解升學壓力,滿足社會日益迫切的學習需求,也和社區化密切相關。目前臺灣高等教育並未落實到地方的層次,特別是大學的設置,仍由教育部主導,以國家發展取代了教育的自主性,而一條鞭的教育決策或中央主導的辦學理念,也造成學校和社區之間的關係至為疏離,一般大學並無法滿足社區的需求,而對於偏遠地區而言,不要說大學,就是公立高中、高職教育,亦不普及,不足以滿足學生的需求,城鄉教育資源的差距是長久以來被詬病的問題,其中又以高等教育資源最為不足。

「公立高中太少且大概只能滿足1/6的國中畢業生需求,如果加上公立高職的1/6,公立的學校只有1/3,另外都是私立的,公立和私立的品質又相差非常多,學費相差3-5倍,但師生比差2倍,校地面積在台北差上10倍,所以整個教育資源是很不平均的,這個落差就會變成大家競逐明星學校。」(蔡傳暉,CC01)

儘管分流教育的提早實施和職校轉型為綜合高中等措施,似乎增加了許多高等教育的機會,但這些方案不脫以技職教育服務經濟發展的偏頗,或是對學校招生困難,為免其遭市場淘汰所作的”生涯規劃”,而非以學生的權益來考量(翁福元1998:100)。至於專科改制大學對整個社會帶來更大的隱憂,表面上大學數量增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開放了,但從學習內容而言,這些技職取向的專科升格後,整個大學教育將大幅的向工科、商科傾斜,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比例將佔高等教育的極少部份,這種人力分布將導致社會發展的不均衡。

「專科都轉型之後,整個大學的高等教育容量會增加一倍,目前有20%的同年齡人口可唸大學,這個專科改制後,不到十年內,就有40%的同齡人口可唸大學或技術學院,我們擔心的是,整個專科基本上都是職業訓練,工科佔5成,商科加進去差不多就佔9成,這牽涉到一個結構性問題,台灣社會將來需要什麼?這個分布的結構是很可怕的,因為台灣過去就是太偏重工科,比歐美國家的比例超出很多,這樣社會的發展是不均衡的。」(蔡傳暉,CC01)

民間教改的理念提出後,提高政府對於教育改革的重視,除將該年定為教育改革年,更成立行政院教改會,回應民間對教育改革的期待,但是民間教改最後走上地方辦學之途來落實其理念,一方面乃因政府未能落實民間教改的訴求;另一方面則是中央集權式的教育政策,執行上缺乏時效,又無法真正滿足地方的需求。(薛曉華,1996:316)

黃武雄長期的關懷臺灣教育問題,許多民間教改創見也是由他提出,對於政府或民間的教育改革具有啟蒙的作用,社區大學的構想,也是黃武雄為臺灣教育問題提出的另一帖處方,事實上早在1990年「大學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會中,他就主張應由民間或地方政府廣設大學、獨立學院,將教育權下放,使高等教育開放給一般民眾,對於整體社會的改造極為重要,基於對官方教育改革失望,以及將民間教改付諸實現的使命,在1997年底,黃武雄發表「深化民主、發展新文化」一文,再次倡導設立社區大學,揭示「開放公共領域、凝聚社區意識、深化社會反省、建立新文化與重建新社會」作為社區大學的辦學目標。從教育改革到社會重建,一直是民間教改的基本理念;推動設立社區大學,以活化社區、解放社會力、培育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成為教改新的著力點(蔡傳暉,1999:187)。

民間教改催生了社區大學的成立,不只具有教育改革上的實質意義,更是社會改造的接棒人,將其發展表示如表二。

二.社區大學之催生—地方政府與教改團體的合作

社區大學雖是由民間教改團體創辦的社區學習機制,但它是和地方政府以公辦民營的方式推動的,因此,首先來從公部門對社區學習的態度,說明社區大學的可行性。「行政院教改會」在歷時二年的專案研討中,於民國85年底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為其診斷臺灣教育問題的階段性任務劃下句點。終身學習的理念與建立終身學習社會被列為教育改革的重點工作,隨著社會變遷的日新月異,個人生理壽命相對大於知識壽命,在知識爆炸的時代,知識和資訊的汰舊換新所需時程大為減少;民主社會中,增加民眾參與公共決策的機會,需佐以多元而廣博的知識能力;以及後工業社會裡,個人基於職場競爭,在職進修與再教育的需求大增(教育改革總諮報告書,1996:63),這些都是政府面臨一個學習社會之建立的壓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早在1965年起積極推展終身教育,以符合學習社會需求,在歐美國家,甚至日本,在1990年代後,終身學習均被視為教育改革的首要工作,並且制定終身學習的相關法規,作為因應未來社會發展的策略(陳伯璋,1996)。

至於台灣推動終身教育在民國80年以前,是以成人教育的方式在推動,民國83年李登輝總統在全國教育會議以建立學習社會這樣一個趨勢,倡導此一教育理念的落實,加上民國85年教改會對於終身學習的強調,使終生學習成為廣泛討論的議題,教育部遂定民國87年為終身學習年,並推動「社區學院」的設立,此為政府部門推動社區教育的一個社會氛圍,而民間版的「社區大學」也在同年開辦(蔡傳暉等,1999),政府部門與民間對於終身學習的理念,其實仍有落差,但基於建立學習社會的需求,卻是民間落實高等教育於地方,突圍成功的時代因素。

但87年研擬之「社區學院設置條例草案」,卻將其定位為技職教育之一環,招收對象僅限高中、職畢業或具同等學力者,故社區學院的設置是以技職教育為取向的,同時也包括了高中、職轉銜一般大學的功能;民間推動的「社區大學」,是結合教育改革與社會改造的使命,為了達到人人享有高等教育的資源,招生對象為年滿十八歲者,不設立入學門檻,基於經濟擴張主義扭曲教育正常化之批判,社區大學有意的排除了技職取向或市場取向的課程內涵,強調通識教育,培養人民思考、批判的能力,建立公共參與的習性。「社區學院」和「社區大學」雖同為台灣高等教育與成人教育的新嚐試,但就對於一個學習社會的實質意義上,前者顯然不脫服務經濟的思考模式,與菁英教育的心態,忽略了教育資源的不均等分配。張德永認為「這只不過是製造了『第二流大學』,形成了另一種接受大學教育的新階級;後者則從大眾民主的意識型態出發,肯定了草根運動與真正來自民間的參與,希望藉由激進的民間運動,真正打破教育的階級差距,使教育民主化、教育社區化」(張德永,1999:250)。一個真正符合人們終生學習的教育,似乎要由民間版社區大學來實現,雖然社區大學具有極為本土性的意涵,一般認為其理念與北歐或歐陸的民眾高等學校較為一致。

對地方而言,高等教育的資源極為匱乏,中央興辦的傳統大學又與地方極為疏離,目前能解決地方高等教育荒,又兼顧地方需求的辦法,就是讓地方政府有能力辦大學。這自然需要中央提高地方政府的教育經費和教育權限,或地方結合民間力量作為辦學的基礎。地方政府面對財政吃緊與高等教育需求的壓力下,結合民間力量辦學是切合實際的作法,因此當民間教改提出地方政府設置社區大學的構想,剛好一拍即合。民間教改之所以與地方政府合作的立場,乃基於社區大學成本低,由地方政府先行設立,推動較易,且能兼顧地方的特色,維護地方教育的自主權;另一方面則是社區大學尚無獨立的法源依據,草創之初,社會各界對於社區大學的成敗多所觀望,透過地方政府委託民間社團的方式以昭公信,激勵民眾就學意願,對日後爭取中央承認亦有幫助(黃武雄,1998;周志宏,1999)。

由於中央法規的限制,社區大學的成立是由方地自治的教育權限內試辦的,載至目前為止的社區大學都是採取公辦民營的方式來辦理的。政府提供場地、設備及經費,至於理念與規劃實施方案則委由民間來作,1998年可說是社區大學正式化口號為行動的起跑年,除了民間教改人士對於「社區大學」構想達成共識,並著手策劃相關規定和經費,在同年3月成立了「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9],並由人本教育基金會教改行動專案部,支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台北市文山區成立。

此一高等教育之所以能用很少的經費就辦起來,是民間社團運用社區化的概念,整合社區資源克服地方政府財政窘困的結果,其以木柵國中為場地,利用晚上及周六下午的時間開班授課,並利用社區中之市立圖書館進行白天課程,加上師資群亦多為政大的教授或研究生,可謂充分的發揮了社區資源共享的理念,這也是民間教改人士值得驕傲的一件事,中央以經費為由犧牲了地方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而社區大學結合了地方政府的力量以及民間的力量,以很少的經費開辦成功,這種辦學模式創下地方政府開辦高等教育的新記錄固然可喜,然而這有限的資源對社區大學的長遠發展,以及可改進的空間,卻是一大隱憂。

陸.文山社區大學的在地條件與公共生活之推動

本節將實際就文山社區大學的運作情形作探討,了解民間教改理念在實踐上的成效和問題,以及社區大學和社區的互動關係,包括了地方特質對社區大學的意義、社區大學的進駐對地方的居民或公共事務所產生的影響。

一.文山區位的特質與社區大學的關係

社區大學的成立,開宗名義的將「活化社區」作為主要的任務之一,而社區同時也是知識下放的過程中,最能在生活裡獲得實踐的場域,因此「社區」可說是社區大學基本的服務對象,其以社區資源共享為辦學的原則,則與「社區」形成互惠的關係,而在第一所社區大學於文山區木柵國中試辦期間,更是利用了社區資源的有效整合,包括硬體的場地或教學設備的提供,以及軟體的理念和人力的配合,由於「社區」足以承擔社區大學設置的條件,使得社區大學的試辦得以順利推動。

早期由於地勢險要,先民移墾至此,常與生番發生衝突,因此築木柵防禦之,這是「木柵」的由來。而日據末期,日人利用木柵天險地勢、將許多重要機關疏散至此,國民政府遷台後,亦於民國四十一、二年間,將考試院、銓敘部、台糖、台電、經濟部、教育部、司法行政部、木柵革命實踐研究院(後與國防部交換用,今為青屯)等重要機構,全部集中於木柵(台北市文山區公所,1999:69),因此加深了此區的文教特質,尤其是政府機關的大量設置,與外省人的加入,使得文山區不但有其地理環境的特殊性,也隨著社區成員的多樣化,包括原住民、移墾者和外省人,豐富了其人文歷史的內涵,改變了人口與就業的結構,因此文山區自身的潛在特質,具有文化、行政、教育等優勢,可提供社區大學進一步發展的條件。

地理上的條件,使文山區因政府機關與教育機構的設置而以文教區著稱,亦因行政上的便利,使文山區常常成為政府推動社區發展政策的首選之地,從早期農復會推動「民生基層建設」,一直到近年內政部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的政策,文山區仍被選為台北市福利社區化的示範區,使它在組織上是台北市第二個形成社區發展協會聯誼會的行政區,基層組織網絡化的程度很高,而里長聯誼會也是另一資源體系,在文山區發展各項專案時,常須以這些層級資源網絡為基礎,協助宣導、推展(財團法人心路文教基會、文山服務中心,1998:225),但是從其實際負責的工作內容來看,不外乎是訊息的流通站、配合政策的宣導活動,輔助行政的角色遠大於自治的角色,所以,文山區在社區發展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只是多屬政府由上而下的動員模式。

不過,文山區在近年的發展,不論從人口數、人口密度、居民教育程度和職業屬性來看,己構成都市型社區的條件,社區發展協會和里辦公室的領導人少有重疊,社區發展協會從行政功能還原為人民團體的趨勢是確定的。羅秀華指出在都會區,由於整體經濟與政治環境的變化,都會人口與教育品質的大幅提昇,使得人們對生活的自主性與自主空間擴展不少,既往政府由上而下主導社區發展的方式,已不適合現代社區的人們。(財團法人心路文教基會、文山服務中心,1998:14)

文山區是一個社區發展經驗豐富的社區,今日轉型為一都會型的社區,又以其文教區的特質,居民的教育程度和職業類別對於社區的未來發展,有朝向更為自主性發展的條件,但是,這些條件本身並不能直接轉化為參與度的指標,如何將社區的地方領袖與社區居民動員起來,真正的由下而上來主導社區的公共事務與決策,尚有待社區動力的啟動。

從文山區的社區發展歷史來看,在此開辦第一所社區大學,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特別是選擇木柵國中作為社區大學的試辦地點,更是運用其在社區中推行補校的既有經驗及廣大的社區人脈關係。另外,此一地點的選擇對社區大學而言,包括師資、民間團體和社區組織等資源的結合都十分便利,而且不會產生相互排擠的作用。在地理位置上,文山社區大學比鄰區公所、派出所及市立圖書館等機關,又有各級高等學校資源環繞,而文山區的自然資源更是垂手可得,使文山社區大學在此試辦的確具有天時、地利、人合的條件。

然而,社區大學與地方上的互動並不是沒有問題的,特別是社區大學以「活化社區,促進公民社會」之理想進入一個傳統的社區時,它不只要在課堂內辦教育,還企圖把這種學習經驗融入生活之中。要把這些理念落實到社區生活的過程中,必然地會碰觸到社區運作的習僻,即以私領域的關係處理公共事務,而這種模式和社區大學所揭櫫的公共性相抵觸,加上社會性質的轉化亦為社區大學希望達成的目標,因此要和地方建立和諧的關係,並技巧地促進基層社會的轉化,是一個需要智慧解決的兩難,而這個社會功能的發揮也是確立社區大學存在必要性的關鍵。蔡傳暉主任對於社區大學與社區互動的問題與推動公共參與的看法作了如下的陳述:

「社區大學在社區經營上的一個問題是,目前各地方的公共領域的關係是建立在私領域的基礎上的,要跟鄰里長很熟,建立良好的關係,要建立良好的關係就要吃飯、應酬,大家變成是朋友,「你要變成『我的』朋友,什麼事都好講」,用私人交朋友的方式去照顧。」

「但是公領域的參與模式是要建立在理性化的決策上,不是純粹私人利益的東西,整個看問題的方式要寬廣,什麼是對社區整體利益有幫助的,我們去作,而不是因為私人的交情或利益,但這也不是說要大家拋棄私人利益、熱中公共事務,結果搞到家庭沒照顧好,這也不是我們所追求的,而是說個人利益怎樣和社會利益結合,不是斷裂的,不是走極端。」(蔡傳暉,CC01)

社區大學對於「社區」的強調,是要以多元的世界觀修正對主流價值的偏執,由其構成公民社會的內涵,同時也試圖使人們超越地域的限制,把休戚與共的共同體情感,由近而遠的推展,從社區、社會、甚至是地球來定位自己,當人們可以擴大自我認同和關懷的向度,就是由私性走向公共性的第一步。

「我們講的社區,在英文是community,有共同體的意義,這個共同體會因不同議題、不同的時空而給個人不同程度的感覺,今天區公所辦一個活動,人們可能覺得這是區的事情,而一件高雄的謀殺案,我們可能覺得很遙遠,跟我們無關,但如果是台北的交通問題,那就是一個全台北市民共同的問題,那九二一大地震也很遠,我們卻能感同深受,因為這時我們就把台灣當成一共同體來看,那談溫室效應時,我們又變成地球村的一員,所以社區大學在課程設計上,是把社區的意義放在共同體來理解,所以課程的議題大到可以談總統選舉,小到像「文山采風」這樣去談文山的發源。」(蔡傳暉,CC01)

這樣的一個社區概念,實際上對學員來說是比較抽象而難以掌握的,從一個理念層次落到現實層次時,在短期內也無法引起「外地生」的共鳴,對於文山區屬性的課程設計和活動尚須配合可大可小的共同體情感來進行,否則地方性的課程難免會持續產生排他性的情形。

二.文山社區大學的課程規劃與社區公共生活之推動

社區大學在催生一成熟公民社會的任務中,要作的是讓人民走進公共生活之中,這不只是公共議題的參與,同時也必須是日常生活的實踐,所以,除了公領域的打造,也要進行私領域的革命,因此課程規劃的方向,都以嚐試銜接起公、私領域長期二分的鴻溝為出發點,共同作為健全公民社會的一環。

黃武雄在<我們要辦什麼樣的社區大學>一文中,提出了社團活動課程、學術性課程、與生活藝能課程作為社區大學課程規劃的三個重點。社團活動課程與公共生活或公共事務之參與是最直接相關的,這類課程的目的是為了要發展公領域的生活。一方面結合理論課程與具體議題,使人們面對社會的問題,引發社會關懷,創造相互討論、思辯的環境;另一方面,經由社團的籌組,厚實人民組織結社的能力,發展民間力量的潛力,有利於公民社會的實體化。

學術性課程是要建立學員更深入思考問題的能力,與開闊觀看世界的角度。如果社團性課程代表的是行動的力量,學術性課程則是提供其理論或知識的基礎,二者相輔相成。然而,社區大學的知識論基礎,非常的強調經驗的重要性,亦即經驗是知識的基礎,同時知識是否有效,也在於其對實際問題的回應,此與在知識體系進行知識生產與傳承的模式不同。

學校成為知識傳承的場域之後,個別經驗的真實性與價值被學院的知識體系和架構所取代,作為個人追求知識的途徑,這種抽象化和標準化再製的系統知識,即為「套裝知識」,知識的專業化脫離了經驗世界,更產生一般人望而生畏的疏離與迷思,成為少數人的資源,這是知識與人、與世界的斷裂。知識的下放必須先改變人們實用取向的學習心態,並注重教學方法的改善,為了要達成「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的對話,黃武雄認為必須要採取白話取代黑話的作法,把詰屈驁牙的術語、黑話還原成大家一目了然的日常用語,用共通的語言表達概念本身,他並提出以「專題—共讀—討論」的工作坊形式來進行,協助學員形成議題焦點,慢慢引導出批判思考的能力與尊重差異的態度。

在一個功能分殊化的社會,每一個人的謀生技能儘夠支應職業上的要求,並無法滿足生活上的多元需求,舉凡水電維修、居家環境的打理,甚至親職教育等,都習慣性的假手他人,花錢買商品、買服務,消費型的生活型態,造成人們對於生活缺乏主動創造的空間與自主能力,並惡化了資源耗損的問題,生活藝能的課程,即是要充實人們生活的能力,提昇私領域的生活,所以它的開課內容和一般的技職訓練或家政班有所區隔,不是為了市場的需要或是營利的目的而開設。

筆者可根據文山社區大學<社區大學學員學習成效與教學成效評估>,對學員所作的問卷調查,了解第一年試辦期間,學員學習概況與課程規劃的效果,學員人次在三大類課程的分佈,以社團活動最不理想,而學術性課程次之,而生活藝能課程則反應良好,而社團活動課程招生情況不佳幾乎普遍發生於各社區大學,顯示課程的設計與學員的需求差異較大。由於對課程缺乏通盤了解,加上受刻板印象的影響,學員的選課出現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現象,即認為社團性課程,就是搞社團,就是人際關係的聯誼活動,有閒有興趣的人就可以自己辦起來了,這種東西是不須要花錢花時間上課的;而學術性課程,艱深難懂,自己程度不好,還是打退堂鼓吧。所以,社區大學為了將課程規劃的用意推廣給學員,提出許多課程透明化的作法,讓一般人可以有機會先了解課程的內涵與意義。

由於社團性課程招生的情況始終不太理想,藉此鼓勵結社的效果亦有限,文山社區大學申請登記的社團包括:快報社、非營利組織服務社、兒童文化研究社、社區願景工作坊、校務志工社、文山實驗社、宗教新知社、客家歌謠社團等,但是這些學員自主社團中多半不是從社團活動課程而來,反倒由「生活藝能」與「學術課程」所形成的社團為文山社大社團出產的大宗(陳郁玲,1999:136)。由於社團活動課程標榜的公共性較濃厚,與民眾長期缺少公共生活的經驗差距較大,難以產生共鳴,而由學術性或生活藝能課程之班底開發的社團,是一個催生社團的變通方法,但是問題在於這些社團的成員多是基於同窗情誼和相互成長而加入的,有自身的結社目的,要如何引導其發展公共事務的參與動機和能力,是值得研議的,同時社團活動課程的招生困難也引發社區大學的內部檢討,這種由上而下的議題塑造,與學員生活經驗缺乏結合,可能是課程無法引起迴響的原因,必須將公共性和私領域生活二者相結合,是一個難度極高的問題。

社區大學推動公共生活的方式是開放而多元的,不單單是在教室裡,還延伸到班級間的互動、學校的運作、乃至於整個社區,讓社區大學本身就構成一個公共的場域,提供許多課程之外的公共參與機會。學員參與治校的理念在社區大學並不是空話,校務會議為社區大學校務決策最高會議,秉持校務決策民主化,師生共同參與的原則;另外,每學期一次的班代表大會更是班代將學員意見反應給校方,作為決策參考的重要依據(鄭秀娟,1999:93)。除了經由班代作為意見溝通的中介外,社區大學也定期舉行教學方法與課程檢討的研討會,這是學員直接表達意見和校方、教師互動的機會,第一次「教學方法與課程設計研討會」就邀請學員與會發表文章、對課程規劃與校務發展提出意見,這樹立了一個良好的範例,即是學員主動的參加這類研討會,並能針對社區大學的問題和大家進行公共的論述,使社區大學的發展能融入學員的需求與期望。(鄭秀娟,1999:96)

校務志工社的成立尤其對於校務決策、行政作業的意義很大,雖然,試辦期間,志工發揮的功能是較為實務取向的,行政業務上的協助,但是進入第二年後,志工的組織化趨勢已漸漸明朗,校務志工社的成立,以及校務組、圖書組、托育組外,再加入課務組負責課程解說員,建立師生溝通管道等事宜,以及志工培訓計劃的進行,使學員不但能參與校務的運作,同時亦逐步的提昇志工自我成長的層次,培養更具有技能與思辨能力的志工群,使其更有能力參與校務的決策和執行,擴大學員治校的空間(張瓊齡,1999)。

將公共生活的營造推出教室外的活動甚多,而且愈來愈強調社區的共同參與,諸如「期中課程博覽會」、「期末成果展」,雖是學員間的班級交流,與課程設計的實際操演,但仍開放給民眾,鼓勵社區民眾透過參與而了解課程的性質以增加就學的動機。為了促進社區大學的學員有彼此交流的機會,在第三學期起,比照台北縣社區大學之經營方式,集結休息時間規劃課間咖啡座時間,並於此時間安排如圖書服務、托育服務、主題探討、經驗分享、時事分析等小活動(鄭秀娟,1999:94)。「文山茶房」是文山社區大學推動公共論壇的另一個方案,「其目的也是想拋磚引玉,鼓勵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無論是關心、討論或者是實際的行動,希冀每人都願意漸漸開始為社區和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共同努力」[10],文山茶堂乃希望透過情境的營造,回復過去人們喝茶議論的社會生活,希望社區民眾能廣泛的參與,開放學員或班級認養來經營,或是社區的參與,就更可實現其作為一個公共生活的場域。

柒.文山社區大學的社區經營

文山社區大學初期的目標是確立其為社區學習機制,繼之則面對其活化社區的任務,因此,社區經營的積極作為是後續發展的重點,尤其面對社團性課程無法發揮帶動公共參與的問題,社區大學才發展「工作坊」課程,來強化社區的經營,本節將從社區大學的課程經驗,論其發展工作坊課程之背景,以及文山新願景促會作為社區大學和社區之中介組織的意義,並以文山公民會館整建及永安市場擴建二個社區實務的案例,檢視社區公共生活的新貌。

一.社區經營策略的轉變—工作坊的應用

社區大學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力色彩的機制,從民間教改的社會運動到辦學的資源,都有許多民間的社會團體和組織大力支持,即使在課程的授業上亦吸收許多社會運動人士和團體,因此,對社區而言,毋寧是民間社會力量在地方的真實展現,更直接的把許多社會議題和操作呈現給在地民眾,有助於社會啟蒙的效果,但是,這個力量畢竟是外在於社區的,社會團體的理念和社區的立場也必然存在許多落差,因此,除了避免社會改造的高姿態去指導社區外,更要去體認社區的特殊經驗,並在這個基礎與社區互動,才是社會力量在地化的關鍵。

從社團性課程號召公共參與的有限性來看,這除了是招生策略和課程的修正外,民間教改理念和地方的疏離亦須正視,公共參與的主題必須更緊密的與社區結合,否則這類較帶有利他性意味的課程,很難引發民眾的學習動機。

為加強文山社區大學推動社區公共生活的成效,落實活化社區的主張,社區大學邀請素有社區經營經驗的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協會,共同來規劃社區經營的策略,設計一系列社區成長課程,以工作坊(workshop)的方式來進行,號召社區中的重要幹部和熱心人士,共同就社區議題進行自我成長與公共參與的工作。事實上不只是社區營造協會,這種工作坊匯集許多地方組織的參與,也開放給各民間社團共同來打造社區的公共生活。

「工作坊」和傳統的里民大會、公聽會最大的不同,是它強調大眾的參與,這不是讓民眾坐在台下聽,亦非政令的宣導,而是要讓大家動手作,針對設定的議題,讓民眾在遊戲的過程中,寫下、畫出自己的意見,分享彼此的心得,目的在於歸結一個切實可行,並為大家接受的行動方案,因此是一個達成共識的過程,將個人的創見轉化為具有生產性和執行力的方案[11]。每人發揮各自的專長,相互腦力激盪和溝通,交換專業知識、實務經驗、與感想或創見,這種參與不僅是要解決「問題」,更希望可以在其中體驗「人」的成長,重視的是「作中學」的學習成果,因此並不是要得到一個完美的解答,而是釋放人的創造性,同時又兼顧對不同主體的尊重與溝通協調等能力的養成。

社區大學和社區營造學會在規劃工作坊課程時,和一般課程的最大的差異在於不是由社區大學自上而下的主導,而是集結了許多地方人士,共同商討社區成長課程的內容,也就是以社區的需求為主體,和社區人士不斷參與討論形成課程的具體內涵。社區大學和社區營造協會規劃的工作坊有二個執行進程,一個是區之普遍性議題的工作營,文山會館為主題的工作坊即是;即是另一個是針對各社區之個別性議題開設的工作坊,經由這二種屬性的工作坊設計,兼顧公共議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工作坊一般是以六週,共計18小時的時間進行,第一個工作坊,名為「地方領袖工作坊」,即以協助木柵國小老校長宿舍重新規劃為文山會館為題,進行地方幹部和人力的培訓。

工作坊作為社區經營的策略,一開始就發揮了這麼好的效果,推動工作坊的羅秀華表示:文山區是屬於成立多時的社區,足以提供資源與經驗協助新社區的成長,此為文山區的特色(羅秀華,1999:83),因此,工作坊課程規劃時即表現出各地方組織踴躍參與的實力,這種團結的力量,也使社區的共識較容易形成,有助於地方事務的推動,及均衡社區與政府的權利關係。此外,工作坊能在社區順利推展開來,筆者認為還有三個關鍵,一為此次公共議題的擇定是由社區需求而來,而非社區大學由上而下預先設定的,比較能獲得地方的支持,且此一議題具有區的普遍性,是各個社區都可參與的,以這種普遍性的議題切入能引發人們的認同感;二、工作坊具有培訓社區幹部的功能,確立了明確的招生對象群,尤其對社區幹部和地方社團組織者而言,為了推動社區事務,極需要這方面的培訓課程,故而足以吸引許多從事地方工作者的投入;三為工作坊的動力遊戲和實務操作,具有循序漸進引導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效果,讓民眾有機會摸索「如何」參與公共事務,消除民眾面對公共事務無所適從的憂慮,透過參與實作的過程增加意見表達的安全感,讓民眾感覺參與之中有「學習」,而不是直接要求他立即表現出一個現代公民的素質。

二.文山新願景促進會的組織功能

工作坊在短短的六週內,操作一個社區議題,並配合專業者的協助提出確切的執行計畫,極有效率,在首次公民會館工作坊就集結了社區的各路菁英,於是在社區大學的號召下,課程結束當天,便達成「文山新願景促進會」的共識,讓好不容易匯集的社區力量得以組織化,對於社區的經營具有長遠的意義。

工作坊是一個短期的學習課程,足夠讓學員進行問題的認知與意見的交流,提出解決問題的構想,滿足學習的需求,但要真正解決問題則需要更多的人力和時間。「文山新願景促進會」的成立,便具有將工作坊學員加以組織化,轉化為社區資源的意義,有助於社區的永續經營,將議題的主導性回歸社區成員,提高社區的自主性,所以,它不但是一個中介點,使社區大學在維持教育功能的前提下,同時參與社區的事務,提供所需的教育資源;更使得地方議題不只是停留在活教材的階段,能藉由這個組織承載議題的具體解決和後續追蹤。

圖1中,呈現了促進會的組織架構,它是隨著社區議題不斷進行分化的,會員幾乎為「地方領袖工作坊」的學員,整個運作模式與工作坊相互配合,除了社區大學外,尚結合社區營造學會、社區規劃師與社區大學的社區專員等人組成支援小組,促進會之下依社區議題分成各工作小組,執行工作坊形塑的社區議題,除了開設相關的工作坊課程,在實務操作上亦先推舉個案負責人,這通常可由個別社區的幹部擔任,再加上促進會與工作坊的成員組成一工作團隊。

「工作坊」重視的是社區民眾共同的參與學習,尊重每個人的意見,而非菁英式的培訓,所以,整個工作團隊成員的意見和個案負責人或專家學者的意見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專家只是個從旁協助和提供諮詢的角色,當學員對於個案的工作逐漸上手後,這種情形更是明顯,促進會扮演的是幕後推手的角色,經由這種過程進行權力的下放,不僅可以培養社區居民的參與感與主體性,也避免專家的獨斷。故從工作坊與促進會的關係,歸納文山新願景促進會在推動社區參與的重要性如下:1.根據社區議題發展工作坊課程;2.提供師資與專業團隊,協助個案的推動;3.工作坊結束後,組成工作小組持續推動個案的進行;4.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之人力與社區組織的養成;5.累積社區經營的工作經驗。

三.文山公民會館整建與永安市場擴建

在工作坊的運作模式中,我選擇了公部門支持的「文山公民會館」與民眾自發動員的「永安市場改建」兩個議題,進一步釐清工作坊對於社區參與的實際影響力,以及社區主體性的歸屬問題,從這二個議題的比較(見下表),呈現出這些社區,透過議題和工作坊的運作,在社區意識和社區參與的能力逐步提高,並促使這些社區議題進入公共決策的執行計畫中。

1.文山公民會館整建

文山公民會館是擇定木柵國小校長老宿舍為基地的改建案,企圖結合地方傳統文化打造為社區公共空間,由於民政局原本預期該地將作為基層政治活動之場地,加上木柵國小對於校地開放社區使用之態度十分保守,而形成公民會館規劃過程的難題。

該地不但是居民兒時學習經驗之所在,建築物具有歷史特色,週邊又有符合地方特色的生活機能,若以此地為中心串連成一個社區的空間網絡極有意義。工作坊提供了學員們一個良好的互動情境,並且透過了反覆的溝通達成了推動文山公民會館的共識,但是,走出了教室之外,要把理念落實到具體的實踐中,仍不免有諸多困難。所幸在工作坊的課程中,邀請了區公所、各里辦公室、各社區發展協會,與社區居民共同討論與協調,克服了執行上的問題,包括.木柵國小的態度;發展打造真正屬於社區所需空間的構想,及規劃後續的使用管理問題。

整體而言,公民會館之所以能順利推動,要歸功於公部門與區公所的支持,以及民間團體在此一過程的出力至為重要,文山公民會館是民政局授權區公所和里辦公室來進行的空間改造方案,它仍屬於一個在上決策,在下配合的官方作為,只在執行部分開放民眾參與,聽取民眾的意見,並不是真正由下而上的草根性活動。公部門在這個案子的主導性,對於文山公民會館的順利推動自然是一大助力,這使社區獲得了極為穩固的行政資源與經費來源,然而公部門對於空間使用的預期,卻會形成排擠社區需求的情形,而社區大學的工作坊卻適時發揮均衡公部門與社區的權力落差,讓社區的意見得以抒發。

在文山公民會館一案中,公民會館籌劃過程中,地方的行政、教育和人民團體都參與其中,而社區民眾實以學員的姿態出現在工作坊,所以,極須藉由社區大學的誘發和代言來作民意的表述,因此,「社區」的身影還十分模糊,「社區」它不雖再是過去的行政末梢,但也不能是社區大學,就地方民意的實質而言,這個民意仍未充份顯現,我們在社區主體養成的過程中,可發現社區仍需要公私部門的扶植,因此,文山公民會館一案被定位為社區活化的暖身階段。

2.木新永安市場擴建

木新里永安市場預定地在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動工,但其引發社區反彈的原因在於市場在本區已達飽和狀態,社區對市場的需求並不大,此一公共工程顯然不符合社區的期待,這個市場用地的開發是在執行過時的都市計畫,故儘管社區需求不大,但迫於徵收名目與徵收期限的限制而勉力施作,化解徵收期限屆滿,地主請求發回的問題,但此一粗糙的工程案,勢必造成公共空間的未能有效利用。

文山地方領袖工作坊的最後一次課程,學員們就永安市場基地的主題交換意見,在區公所和市府任職的學員,傳遞了此一公共決策的部分內情,激發學員對此一問題的重視,以及對此一市場的不當開發尋求補救之道,學員分頭向議員請願,也與文山社大商定推動永安市場的擴建案,並以連署簽名的方式,匯集民意,阻擋市場的冒然興建,其目的在使地盡其用,能擴建為多目標使用的社區活動中心。

由於此一公共決策已進入執行階段,翻案難度極高,更充滿著行政、法律、建築等專業上的考驗,但其以公部門為訴求對象,且本區當時又無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作為對口單位,因此協會的籌組適可以提供學員自我組織、運作社團的經驗,讓學員延續學習的同時,又能讓社區參與從一個由上而下的官方議題進階到由下而上的社區議題,社區動力的發展亦可由公民會館的蘊釀期過渡到木新永安市場的成長期,強化社區的自主性,因此,最後以「木新社區組織工作坊」定案,工作坊的課程也是由學員參與規劃,其任務為匯集里民對永安市場基地規劃的構想及協助籌組木新社區發展協會,此一工作坊結合社區實務、社區組織與社區學習三大特色,社區成長學程的負責人羅秀華故稱之為”三位一體的社區學習”。

經由工作坊與多次地方說明會的召開,社區的民意最終達成市府配合「停工、變更設計」的目的,但在尋求主管單位,以編列預算時,市府各局處均無意參建,僅有文化局為興建兒童劇場而成為唯一的參建單位,但文化局的劇場構想,與社區需求差異甚大,專業性又高,排擠社區對這個公共空間的使用想像。

資料來源:參考羅秀華<三位一體的社區學習—記文山區木新經驗>,<木新&永安工作說明>整理而成。

從文山公民會館到木新永安市場的擴建,我們可以從社區組織的籌組,社區的參與程度和對公共政府的影響中,更具體的看到社區主體性的確立,這不但是社區內部的自覺,社區在多元而複雜的政治生態中,如何經由良性的互動,與其他團體和勢力合作,維持開放彈性又不喪失自主性,才是社區主體的展現;而在社區參與的過程裡,地方的需求和創意不斷的沖擊政府的舊思惟和僵化的運作模式,此一改革不只是民間要動,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門也要跟著動,才能將社會的資源作有效的利用,否則就像木新永安市場擴建案一樣,社區已經鬆綁了決策的死結,但是公部門的反應依舊遲鈍,整個社會的改造就會卡在這個環節,難以推進。因此,政府與民間的同步成長是實現社區改造的重要環節。

捌.結論

臺灣八0年代的社會運動風潮,發展到末期之際,各社會運動的資源漸漸出現草根化、組織化的共同趨勢,將對社會、國家的批判力量轉向民間力量的內在反省上,跳脫了個別議題的訴求框架,而從社會結構的盲點作全面的改造運動,社區參與和學習機制的結合,正是民間力量對社會進行全面診斷後所開的處方,因此,社區大學的出現具有社會運動沈潛再出發的意義。

社區大學就其成立之初只能視為社會運動組織化、在地化的一個現象,是理念與實踐的社會實驗,它集結了許多社會團體的力量進駐社區,藉由這些團體的投入,在知識下放的同時,也試圖以其經驗誘發民眾對公共參與的意識,但其對社區而言仍是一外在的力量,儘管這一過程中,學員雖對於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有很高的接受度,確立它作為地方終身學習的機制,但是,社團活動課程倡導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不足,及和地方的疏離,突顯了社區大學理念和實踐上的落差,以及社區和社會團體之間的隔閡。

運用「工作坊」的社區經營策略,並配合社團活動性課程,使文山社區大學目前主要以雙軌並進模式,推動社區的公共參與,就地取材地以社區事務來凝聚社區的意識,並且透過學習課程培植社區組織及地方領袖,克服社區動員與參與能力低落的障礙,的確有助於居民處理社區事務,也使文山社區大學更融入社區之中,但是此一策略在文山社大的適用,有其辦學經驗的獨特性和社區議題與天時地利等條件的配合,因此能否作為其他社區大學經營社區的策略,仍須進一步評估;其次,社區大學在參與社區實務時,必須更清楚的定位其角色,特別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仍應從課程和教學上去強化引導公共參與的功能,避免過度參與社區事務,而弱化其教育的本質。

玖.參考書目

 


[1]本表參考《社區發展法令彙編》、《社區發展季刊》第87期、《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社區居民需求概況調查報告分析》、《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社區建設與活動調查報告》等資料,整理而成。

[2]若林正丈認為1950年代,國民黨政權受中國人民解放軍之威脅,處於存亡之際,維繫政權之資源力量,不存在於臺灣內部,唯一有能力的只有霸權國美國,並將此一對美國軍事支援強烈依賴的現象,稱為外部正當性的依存(轉引自周思萍,1996:35)。但是,國民黨政權的危主性所機,除了中共此一外在威脅外,在治台初期尚存在著嚴重的內在危機,統治階層和民間社會的內部斷裂,除了高壓統治外,土地改革和相繼的經濟發展策略,是化解此一危機並確立國家自不可偏廢的面向。

[3] 以解嚴為分界將蕭新煌整理之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區分為二個時期:1980-1986年,分別有消費者運動、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生態保育運動、婦女運動、學生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新約教會抗議運動;1987以後,教師人權運動、老兵反鄉運動、老兵福利自救運動、殘障及福利弱團體抗議運動、政治受刑人人權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反核電運動、臺灣人返鄉運動中產階級對於內在資源的提昇,包括人力、財力、專業能力等,有助於長期動員,獲得國家的正視;一些老兵或教徒的力場極為堅定,加上肢體衝突對社會、公權力產生巨幅衝撞而能爭取到即時的回應;可是弱勢團體,卻因內在資源有限,動員能力較低,難以成為社會關注焦點,較難達成其訴求。

[4]政治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對於政治轉型固然發揮了臨門一腳的作用,但是不要忽略了國民黨內部領導階層已出現接班人斷層的情形,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發展停滯和國際承認等問題,都是國民黨政權民主開放的因素。

[5]行政院主計處編(1999)《中華民國社會指標統計》,p.181。

[6]王甫昌認為1980年代,學校中之知識份子—包括教授與學生,實為當時社會運動的人力庫,是社會運動風潮得以形成的重要人力因素。由於他們接受西方民主思潮的洗禮,對社會改革具有較高的熱忱與行動力,遂能在校園之內鼓吹參與社會改革的風氣,甚至孕育了許多以「在社會運動組織工作」為志業的新血,推動組織的實際運作,而教授和學者專家也樂於投身社會改革的實務,或提供理念的幫助。(王甫昌,2000:530-531)

[7]黃武雄,<深化民主,發展新文化>中國時報,中華民國86年12月26日。

[8]李丁讚,<社區大學為社區總體營建主軸>中國時報,中華民國87年2月10日。

[9]其成員包括了史英、洪萬生、顧忠華、夏鑄九、成令方、唐光華、李丁讚、彭明輝、阮小芳,及蔡傳暉、林朝成、林孝信等人,這些核心成員。

[10]引自文山茶堂簿本,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製作。

[11]關於工作坊的要點和運作精神,在《木新社區組織工作坊研習手冊》中,有<什麼叫做工作坊?>(節錄自遠流出版之”社區動力遊戲”)及淺海義治<工作坊其技巧及應用在社區營造時的作法>二文,可作為文山社區大學操作工作坊的一個指導原則。P.p.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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