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福利與教育的重要角色

鄧軫元

中文摘要

本文採取Sen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 以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為福利指標,探討臺灣地區1917至1997年間,所得、政府福利支出與教育對福利的影響。能力方法認為:為了提高人民福利,政府應重視與人民福祉相關的社會福利政策、教育的普及。雖然這些政策也許不會直接提高一國的所得,但是對福利水準有很大的影響。本文的實證結果印證了Sen的理論:無論經濟是否快速地成長,福利支出與教育提高了臺灣地區的平均餘命。1943至1951經濟衰退期間,教育扮演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根據實證結果,政府採取的福利政策深深地影響人民的福利水準。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Important Roles of Public Services and Education

Chen-Yuan Te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want to know the functions of income, public social spending, and education in improv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from 1917 to 1997. By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we chose life expectancy as the indicator of well-being. Capability approach scholars suggest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on social services and education that may or may not have direct relation to income.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we find no matter fast economy growth exists or not, increasing social services and education raised the life expectancy in Taiwan. When GDP declined during 1943~1951, educ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ur results think the right sor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important to let people have a better life.

 

壹.緒論

Welfare economics is the branch of economics that deals with normative evaluation. … It is concerned, ultimately, with what we should do, rather than the description and prediction of economic events, 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ause-effect relations.”—Amartya Sen(1998).[1]

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是在探討何謂福利的提升與如何提高福利的問題。與其他的經濟議題相較,研究福利這個課題時,會涉及更多的主觀意識判斷。[2]在經濟成長的課題中,以成本效益分析,追求個人所得的持續成長,沒有牽涉太多價值觀的問題。相對而言,追求福利提升時,我們會問什麼是福利?什麼樣的過程可視為這個人比以前更好?這都涉及我們主觀的價值判斷。基於這些主觀判斷,我們可以提出如何提高福利,而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政策來提升福利的水準。[3]

1998年,Sen以其在福利經濟學、貧窮及饑荒的研究成果,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對於如何定義福利與提升福利的方式,Sen(1977b, 1984b, 1985a,b, 1987a,b)突破傳統以所得衡量的方式,提出「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對人類發展研究的影響至深。使人類發展不再只局限於平均每人所得的提高,而是認為福利多樣化的特性,應以能包含更多訊息的指標來衡量。例如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又稱平均餘命)、識字率、健康的身體,都是能力方法在衡量福利時的重要指標。

一.研究目的

我國尚未有以Sen的能力方法來討論福利水準的文獻,而討論平均餘命與死亡率的文章,大多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切入。對於如何提升平均餘命與政府福利與教育支出、所得、教育水準、貧窮如何影響福利的文章更是缺乏。本文採用Sen的能力方法,以平均餘命與學齡兒童就學率為福利指標,探討我國福利提升的動力與經驗,作為政府或其他國家致力於提升人民福利時的參考。我國在經濟方面的成就非凡,為公認的經濟奇蹟。若以能力方法來研究我國的福利水準,是否福利也如所得般,有大幅的提升?而當經濟不景氣時,平均每人所得下降,是否福利就隨著降低,所得對福利的影響程度有多深?政府致力於社會福利工作,能夠有效提升人民的福利嗎?公平的分配,又在福利提升過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這都是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

二.實證結果

本文嘗試以最小平方法,驗證所得、政府福利與教育支出、教育程度及貧窮對福利的影響。我們的實證結果,給予政府支出高度的評價。以臺灣在1917至1943年福利提升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或是經濟成長緩慢的時候,政府的福利支出與教育程度提高能夠提升人民的福利。1951至1997年的實證結果,則主張將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至政府的福利支出、提升教育程度與貧窮者的手中。結合兩段時間的實證則認為,政府的福利支出是福利提升的主因。尤其福利支出在經濟簫條時,扮演重要的角色,使所得對福利的影響力下降。

三.本文架構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介紹Sen的能力方法,與其秉棄功利主義與所得為福利指標的原因。第三章為實證文獻回顧,研究之前學者所採取的方法與實證結果,作為實證與解釋結果的參考。第四章以我國的時間序列年資料,探討我國福利上升的因素。第五章依實證的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貳.二、三種評估人類發展的方法功利主義,所得與能力方法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與所得在80年代前(70年代初期,所得的分配也被視為重要的課題),被廣泛地運用在衡量福利水準上。Sen(1977b, 1984b, 1985a,b, 1987a,b)針對這兩種定義人類發展的方式,探討其不合理之處,並提出「能力方法」來衡量人類的發展。本章共分三節來說明Sen的理論,第一、二節介紹Sen對功利主義與所得所作的檢視。第三節則概略敘述能力方法與Sen以平均餘命來衡量人類發展的理由。

一.功利主義與福利

Sen就效用本身的定義與訊息的充分性兩方面來檢視功利主義衡量福利所產生的問題。

1.效用本身的定義

功利主義以計算效用的高低來排序福利的水準。效用的定義一直在改變,不斷有許多的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包括了經濟學家與哲學家)。[4]除了Bentham(1789)的享樂主義觀點(hedonistic view)視效用為快樂(pleasure),其他如慾望的滿足(desire fulfillment)或是偏好的滿足(preference satisfaction)也用於福利經濟學中。

Sen以心理學上「面對剝削的心理調整」(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to deprivation)的理論,說明功利主義在衡量福利時的限制。古典的功利主義(classical utilitarianism)簡單地把福利(well-being)視為:(1)快樂的擁有(pleasure obtained),或是(2)慾望的滿足(desires fulfilled)。[5]但是Sen 認為人們對快樂或是慾望的需求,容易受所處環境的影響。尤其是一個長期被剝削的人,對於他人小小的施惠,就很容易感到滿足,效用因而大幅提高。在此狀況下,我們能因一個人效用的大幅提高,就斷定他的福利與生活水準有極大的提升嗎?

因此,對於那些被忽略的少數民族、被剝削佃農、或是生活在有性別歧視地區的女性,功利主義無法客觀地評估一個人的生活水平。在階層分級明顯的社會中,處於低階層的弱勢團體,通常缺乏勇氣去作激進的改革。他們大都採取消極接受的態度,努力調整自己去適應環境。在他們的認知中,生活水平所能改善的幅度非常地小,所以他們的欲望與對生活品質的期望也非常有限。對一個盼望鮮少的人,只要給與小小的憐憫,他的滿足感與效用就會大大地提高。「面對剝削的心理調整」,使得效用提高或降低的幅度(無論效用的定義為是快樂的擁有或是慾望的滿足),無法客觀地表示生活水準變化的情形。因為被剝削者可以被訓練得容易滿足,若只以效用水準的變化來衡量福利,對那些了無盼望的被剝削者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評估一個人的福利,不能以他個人的主觀感覺為依據,而效用在定義上又與感覺密切相關,產生衡量上的不當。

2.訊息的充分性

Sen(1970,1977a,b)認為主導福利經濟學將近有一世紀的功利主義無法客觀地衡量生活水準,因為有太多與生活水準息息相關的非效用訊息(non-utility information)或是非所得訊息(non-income information)--包括成就感(achievements)、自由(freedom)、能力(capabilities)--這些都是功利主義無法解釋並處理的。

基本的功利主義有三大要素:因果論(consequentialism),福利主義(welfarism),加總論(sum-ranking)。茲將三者簡單介紹如下:

  1. 因果論 -- 判斷人們是否作了正確的選擇的標準在於其結果所帶來的益處。與因果論相反的論點為:不論其結果如何,有些政策都應該實行。
  2. 福利主義 -- 評估任何事物的價值,完全視其所能帶來的效用。此事物的其他非效用的訊息,皆不列入考慮。
  3. 加總論 ---福利主義主張的純效用訊息,必須以效用加總的方式呈現。因此我們知道,加總論無法考慮到分配的不均與公平的問題。

於是我們要問:福利主義衡量生活水平時,是否包含足夠的訊息?我們能只以各政策的效用水準來排序政策的優劣嗎?當兩個政策有相同的福利時,背後卻隱含著迥異的社會狀態:如不同的公民權利,政治自由這些非效用的因子。若他們的效用水準一致,僅管有不同的政治自由度,福利主義仍將兩者一視同仁。如果考慮到這些與生活水平息息相關的非效用訊息,我們對這兩個政策,自然會有不同的評估。因此我們可以說:有一些實際影響生活水準與社會現象的非效用訊息,是福利主義無法包含的。

若有兩個計畫在每一特定時間內效用的加總相同,加總論認定他們並無分別,僅管有可能一方案使得人們享有很長的壽命,另一方案卻使人們在未成年時就死去了。除此之外,總和效用相同的兩個政策,雖然效用分配的情形不同,仍被視為具有同樣效果的政策。若一政策使A得到99的效用,B得到1的效用;另一政策下A、B的效用皆為50。加總論視此兩政策是相同的,所以加總論無法反應效用分配的狀況。

二.所得與福利

以所得的水準來衡量福利的觀念,可回溯到傳統福利經濟學中「以幣計算的效用」(money metric utility)。

圖2-1

如上頁圖2-1所示, 是某人擁有財貨1與財貨2的組合,面對市場價格,此人會有一所得,正好使他的效用與擁有財貨組合 時相等。若有另一財貨組合 給予更大的滿足感,效用提高,無異曲線外移,代表福利水準提升。此時對應的所得水準會隨著上升,亦即所得與福利有一對一的情況,所以我們可以拿所得來評估福利水準。[6]

經濟學傳統的看法把貧窮定義為低所得。事實上,所得也深深地影響了一個人的生活型態;而低所得也常使他過著貧窮及被剝削的生活。要了解一個人的生活水準,所得是不可忽略的變數。

但是以所得代表福利的水準,必須要求每一個有相同所得水準的人有同樣的效用,得到一致的滿足感。這牽涉到效用是否可以作個人之間的比較的問題。效用對單獨一個人來說是可以比較的:一個人所擁有的財貨愈多,滿足程度愈高,效用愈大。但是當效用要在兩個不同的人之間作比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會有許多可議之處。[7]

除了不同人之間效用不可比較理論上的問題之外,在現實社會中,年齡、性別、聰明才智、健康狀況不同的人,若擁有同樣一筆錢,他們所能提高生活水準的能力亦不同。Sen認為這是以實際所得衡量福利最大的問題所在。[8]不同的處境,如是否有傳染性的疾病、不同的自然環境、犯罪率的高低,也會深深地影響一個人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

接著我們討論平均每人所得在比較國與國之間福利時發生的問題。顯而易見的,只以平均所得為福利指標,會產生很多的誤判:由於平均所得忽略了分配,公平的訊息無法得知。公平在衡量福利時是很重要因素,因此在70年代之後,所得的分配也成為非常重要的角色。

三.能力方法與平均餘命

由於功利主義有上述種種的缺陷,Sen提出以「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來衡量福利。此方法視一個人的一生為各種「作為與成為」(doings and beings)的組合。首先我們介紹能力方法中兩個重要的角色:

「功能」(functionings)代表一個人在人生中想達成的各樣目標(作為與成為) ; 二、「能力」(capability)代表任何此人所能實現的功能組合。

我們可視一連串可實現的「功能」為一「功能向量」(functioning vector),眾多功能向量即形成一「能力集合」(capability set)。因「能力集合」好比一個人所能選擇的各樣生涯規劃(這些規劃對此人來說,都是可實現的),所以Sen認為「能力集合」反應了一個人擁有的自由(freedom)。[9]「自由」在此方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當此集合擴大時,好比可選擇與實現的生涯規劃增多,此人的福利水準提升,並且隱含了他愈自由。[10]

能力的方法可整理如下:

  1. 評估生活水準時,「能力」是主要的判斷因素。
  2. 人們的能力反應了他的自由。
  3. 福利的提高,被想像為「能力集合的擴大」。而此種擴張代表著此人可以有更多種生涯規劃的選擇。
  4. 因為福利的提高,被視為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 ; 福利可視為是享有更多的自由。

在眾多的能力中,Sen認為「活著」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平均餘命是衡量福利的良好指標。[11]不可否認地,隨著平均壽命的提高,延長壽命的必要性逐漸下降。但在嬰兒死亡率高、或年幼及年青時容易死亡的地區,避免過早死亡是重要的課題。

一個人必須先保住他的性命,才能在人生中有更多的計畫與作為。所以「活著」是實現「功能」、擁有更豐富「能力」的前提。對一個生命飽受威脅,必須付出許多精力與惡劣環境,(如戰爭、疾病、饑荒),搏鬥才能存活下來的人,經營自己的人生、提升生活品質的能力相對降低。所以,我們可以利用以存活機率為基礎計算的「平均餘命」來衡量生活水準的優劣。

 

參.實證文獻回顧

由於Sen的能力方法開創了研究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的新天地。[12]許多的實證文獻探討影響「能力」的因素,茲分述如下:

一.能力與所得

Ruggeri Laderchi(1997)利用智利1992年的一項大規模家庭調查,討論所得與「能力」的關係。[13]該資料有詳細家庭成員的所得水準、身體健康狀況、營養攝取量、中學就讀狀況。Laderchi視健康的身體、充足的營養、就讀中學為三項基本的「功能」。[14]以敘述統計(比較貧窮者與極貧窮者喪失基本功能的比例)、probit和logit(擁有基本功能定義為1)模型來探討所得與能力的關係。不論是敘述統計、probit與logit的實證結果,都不接受所得影響能力的假設。所以Laderchi認為福利的指標不應該只局限於功利主義視所得提高效用的觀點,由於福利包括的層面很廣,所得只是一很粗糙的指標。

二.能力、經濟成長、貧窮率與政府的公共支出

1.Drèze and Sen(1989)以敘述統計的方式,因能力提升的動力不同,將各國人類發展的實際經歷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帶動下,政府因而有大筆的資金,可以投入在社會福利、社會救助、醫療衛生、教育的計畫上,使得人民的能力顯著的提升。他們稱這樣的過程為「成長型」(growth mediated)的人類發展,發生在亞洲一些經濟成長很快的國家,例如南韓、香港、新加坡以及二次大戰後的臺灣。第二類則稱為「支援型」(support-led)的人類發展:儘管經濟沒有什麼成長,由於政府維持與福利相關的高水準公共支出,仍然可以使人民的能力大幅提升。中國大陸、牙買加、哥斯大黎加、斯里蘭卡是屬於這類的經歷。

2.Barclay(1954)以敘述統計的方式,發現二次大戰前日據時期的臺灣,死亡率明顯下降,人民的健康狀況大有改善。在1906年至1943年間,雖然只有1.38個百比的平均GDP年成長率,男性的平均餘命由的28.91歲提升至的42.33歲,女性也由30.49歲上升至51.5歲。Sen(1988)認為臺灣在這段期間,正經歷所謂的支援性人類發展。

3.Anand and Ravallion(1993)以二十二個發展中國家的跨國資料評估經濟的富裕(以平均每人GNP表示)、政府的公共衛生支出以及貧窮率對平均餘命的影響。實證的結果發現:經濟的富裕的確提升了平均餘命,但若加入貧窮率與公共衛生支出二解釋變數,經濟富裕對預期壽命的影響並無顯著的效果(因為解釋變數有共線性的問題)。再加上只以貧窮率與公共衛生支出為二解釋變數所得到的R-Square(0.68),與加入每人GNP為解釋變數後的R-Square(0.71)相差無幾,他們認為經濟的富裕帶來了的公共支出增加與貧窮減少,促成了人類的發展。[15]而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果實有三分之二分配到公共支出的提升,剩餘的三分之一分配到貧窮的減少。[16]

4.Anand and Kanbur(1991)參考Bhalla and Glewwe(1986)對斯里蘭卡時間序列所作的實證分析,採取不考慮遞延效果的作法(未將前一期的被解釋變數當作解釋變數),衡量所得與公共衛生支出對嬰兒死亡率的影響。[17]Anand和Kanbur發現1960-78期間,平均每人公共衛生支出的上升,對嬰兒死亡率的下降有顯著的效果,但是每人所得的影響則不顯著。在1952-81期間,所得與公共支出則都有顯著的效果,但是增加一斯里蘭卡盧比的平均每人公共衛生支出,對嬰兒死亡率所產生的影響,相當於增加33盧比的平均每人所得所產生的效果。他們在1993年的文章中則加入了遞延的效果,同樣得到所得與公共支出皆顯著的結果。此文章進一步計算了兩變數的邊際生產力,得到公共支出邊際生產力遠大於所得邊際生產力的結果:增加一斯里蘭卡盧比的平均每人公共衛生支出對log(IMR-5)的影響是-0.024,而同樣地增加一斯里蘭卡盧比的平均每人GDP的效果只有-0.0011。[18]而斯里蘭卡的公共支出不受產出影響的結果,說明了政府非常重視人民的醫療及衛生環境。這些文章對於政府的介入,提供人民良好的醫療照顧的作法,給予高度的評價。儘管所得不高,非經濟成長所帶來的高水準公共支出,仍然造就了斯里蘭卡驚人的人類發展。[19]

 

肆.臺灣地區的實證分析

本文實證部分是利用臺灣地區,共74年的時間序列年資料 (1917~1943;1951~1997),探討我國生活水準上升的因素。[20]我們採取Sen的能力方法,以平均餘命與學齡兒童就學率為生活水準的指標。如下頁圖4-1所示,臺灣男女的平均餘命自1906年的28.91與30.49的低水準,[21]提升至1997年的71.99與77.85,代表「能力」大幅提高。[22]

因我們所擁有的各個變數的時間不一致,故我們將分四段時間來探討影響平均餘命的因素,分別是:(1)1917至1997年(缺少1944至1950年),(2)1917至1943年,(3)1951至1997年,(4)1966至1990年。

一.1917至1997年的實證分析

在1917至1997年這段時間內,我們以平均每人GDP與平均每人社會福利支出來解釋平均餘命的變化。如表4-8所示,平均每人社會福利支出對男女的平均餘命皆有顯著的影響。平均每人GDP則不具顯著性。實證的結果告訴我們:平均餘命主要是受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的影響。政府對貧窮無能力者的補助、致力於公共衛生工作、提供良好的醫療安養照顧、幫助失業者求職,這些福利服務可有效地提高平均餘命,降低人民的死亡風險。平均每人GDP隨著景氣循環的變化,影響人民的購買力。當人民受到經濟的衝擊,政府及時的幫助可以保障人民的生存。因此平均每人GDP對平均餘命的效果下降,不具統計顯著性。

表4-8 1917~1997的實證結果

影響平均餘命的因素

應變數:-log(80-平均餘命)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常數項

(constant)

-6.37478

(-1.382128)

-256.3576

(0.009491)

Log

(平均每人GDP)

0.017690

(0.175169)

0.245388

(1.638602)

Log(平均每人社

會福利支出)

0.042685**

(2.506080)

0.054084**

(2.00322)

AR(1)

0.599579***

(4.687211)

0.665277***

(4.945444)

AR(2)

0.502720***

(4.359267)

0.314607***

(2.497071)

AR(3)

-0.096308

(-0.838317)

0.020003

(0.148923)

Adjusted R-squared

0.997071

0.997121

Durbin-Watson stat

1.776617

2.040600

樣本數

68

68

註:

  1. 括弧內為t值。
  2. ***、**、*分別代表99%、95%與90%的顯著水準下,具統計顯著性。
  3. 缺少1944至1950年的資料。
  4. 由於資料存在自身相關,我們以自我迴歸模型調整。Johnston and DiNardo(1997, Chapter6.6.1) 認為DW值在1.5以下,代表有正的一階自我相關現象存在。

以1951年與1943年比較,雖然平均每人GDP與平均每人社會福利支出都下降,男女平均餘命卻都上升。[23]因此迴歸式有可能產生結構性的變化,我們以Chow breakpoint teat檢定其是否在1951年產生結構性的變化。檢定的結果顯示的確有結構性的變化,所以我們設定虛擬變數D51加入迴歸式中,實證的結果如上頁表4-9。[24]

表4-9 結構性的改變

影響平均餘命的因素

應變數:-log(80-平均餘命)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常數項(constant)

-3.849227***

(-3.734719)

11.67523

(0.103643)

虛擬變數(D51)

1.345524***

(4.104090)

34.84726

(0.140525)

Log

(平均每人GDP)

0.014872

(0.162328)

-0.041057

(-0.332698)

Log(平均每人社

會福利支出)

0.037586**

(2.328858)

0.046111**

(2.091360)

AR(1)

0.471749***

(4.814968)

0.475861***

(4.945444)

AR(2)

0.466940***

(5.194914)

0.522626***

(5.427625)

Adjusted R-squared

0.997260

0.997618

Durbin-Watson stat

1.904489

1.831715

樣本數

70

70

ChowBreakpointTest:

F-statistic:

Log likelihood ratio:

 

5.717269***

27.21980***

 

3.271178***

20.43146***

註:

  1. 括弧內為t值。
  2. ***、**、*分別代表99%、95%與90%的顯著水準下,具統計顯著性。
  3. 缺少1944至1950年的資料。

如表4-8所示,男性的截距項在後期顯著地提高,女性則無此現象。[25]GDP不顯著與福利支出顯著與之前的結果相同。但是我們要問,是什麼力量使平均餘命在GDP與福利支出下降的狀況下,仍然能夠提升?也許學齡兒童就學率能給我們一些線索,就學率在1943年為71.3%,1951年為81.5%。因著教育程度提高,平均餘命能夠上升。很可惜的是關於知識水準的資料,前後期並不一致,無法進一步地探討其效果。[26]

二.1917至1943年的實證

在1917至1943年這段時間,我們以平均每人GDP、平均每人社會福利支出、學齡兒童就學率來解釋平均餘命的變化。如表4-9所示, GDP除了對男性的平均餘命有顯著且正的效果外,對女性平均餘命的影響不顯著,對男女學齡兒童就學率的影響則為負。[27]政府的福利支出與教育支出分別對平均餘命與學齡兒童就學率兩項基本功能有正且顯著的效果,就學率對平均餘命有正且顯著的效果。[28]

在這段時間大部分的實證結果,GDP對基本的功能無正而顯著的影響。政府支出與教育程度仍然是影響福利的主要因素。由表4-10第三項,GDP對提高平均餘命的重要動力--福利支出與就學率--無顯著的效果。GDP對提高就學率的重要動力--教育支出--也無顯著的效果。表示政府支出並

未隨景氣循環而波動,在這時期政府支出的上升,不是因著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因此這段時間福利的上升是屬於「支援型」的人類發展。政府未仰賴經濟成長來提升福利與教育的支出,而是本身就很重視福利與教育的工作。經濟的富裕並非福利提升的必須條件。我國在這段時期的經驗,可供經濟成長慢與貧窮國家政府的參考。

表4-10 1917~1943的實證結果

一、影響平均餘命的因素應變數:-log(80-平均餘命)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常數項(constant)

-7.197385***

(-15.39607)

-6.447136***

(-7.343585)

Log(平均每人GDP)

0.279263***

(5.471779)

0.169757

(1.673434)

Log(平均每人社會

福利支出)

0.041108***

(4.115218)

0.066516**

(2.618744)

Log(學齡兒童就學率)

0.109974***

(5.601047)

0.209841***

(5.541833)

AR(1)

-0.454641*

(-2.055646)

-0.358833

(-1.303574)

AR(2)

-0.274307

(-1.268534)

0.298740

(1.190351)

Adjusted R-squared

0.849220

0.871720

Durbin-Watson stat

1.974546

1.827556

樣本數

25

25

 

二、影響學齡兒童就學率的因素應變數: -Log(100-學齡兒童就學率)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常數項(constant)

-2.311897**

(-2.411798)

-3.946217***

(-12.47112)

 

Log(平均每人GDP)

-0.215662**

(-2.299273)

-0.062659*

(-2.033671)

 

Log(平均每人教育支出)

0.044987***

(3.374073)

0.011819***

(2.876945)

 

AR(1)

1.124468***

(50.40937)

1.200548***

(98.19187)

 

Adjusted R-squared

0.991812

0.997948

 

Durbin-Watson stat

1.668672

1.697662

 

樣本數

26

26

 

 

三、GDP對政府社會福利支出與知識累積的影響

自變數

應變數:

Log(平均每人社會

福利支出)

應變數:

Log(平均每人教育支出)

應變數:

-Log(100-學齡兒童就學率)

常數項(constant)

2.478652

(0.218976)

7.435441

(0.524831)

-4.169782

(-8.355095)

log(平均每人GDP)

0.288112

(0.262926)

-0.086694

(-0.063530)

-0.013299

(-0.272463)

AR(1)

1.069749***

(5.618184)

1.069460***

(6.006101)

1.935242***

(12.35270)

AR(2)

-0.337901***

(-1.981796)

-0.3237074*

(-2.049340)

-0.879844***

(-4.981612)

Adjusted

R-squared

0.797184

0.818305

0.996086

Durbin-Watson stat

1.881721

1.999269

1.855068

樣本數

25

25

25

註:

  1. 括弧內為t值。
  2. ***、**、*分別代表99%、95%與90%的顯著水準下,具統計顯著性。

三.1951至1997年的實證分析

在1951至1997年的期間,我們以平均每人GDP、平均每人社會福利支出、平均每人受教育年數來解釋平均餘命的變化。如表4-11所示,GDP在這段時間是影響平均餘命的主要因素(見表中的第一項)。福利支出與受教育年數因共線性的問題,不具統計顯著性。刪除GDP之後(見表中第二項),福利支出與受教育年數對平均餘命就有正且顯著的影響。

在這段時間內,GDP不但本身能提高平均餘命,也可供應提升平均餘命的兩個重要因素--福利支出與知識累積--所需的資金。如表中第三項所示,GDP對福利支出與知識累積有正且顯著的影響。所以在這段時間福利的提升是屬於「成長型」的人類發展。

表4-11、1951~1997的實證結果

 

一、影響平均餘命的因素

應變數:-log(80-平均餘命)

二、刪除GDP

應變數:-log(80-平均餘命)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常數項(constant)

-5.864463***

(-8.680666)

-10.17234***

(-10.79228)

-4.267240***

(-39.66520)

-5.507390***

(-23.19461)

Log(平均每人GDP)

0.302592***

(3.705490)

0.744486***

(5.446039)

---

---

Log(平均每人社會福

利支出)

0.007892

(0.269776)

0.031524

(0.575935)

0.086165***

(3.127032)

0.230166***

(3.953610)

Log(平均每人受教育

年數)

-0.045507

(-0.265804)

-0.183998

(-0.576608)

0.596513***

(4.125837)

1.008128***

(3.535465)

AR(1)

0.585137***

(3.864330)

0.641182***

(4.010603)

0.591261***

(5.399836)

0.719020***

(6.043522)

AR(2)

0.231137*

(1.977305)

0.163000

(1.068469)

---

---

Adjusted R-squared

0.993064

0.994449

0.990004

0.990825

Durbin-Watson stat

1.970102

1.921957

1.919841

2.196473

樣本數

45

45

46

46

 

三、GDP對政府社會福利支出與知識累積的影響

自變數

應變數: Log(平均每人社會

福利支出)

應變數:Log(平均每人

受教育年數)

常數項

(constant)

-11.06389***

(-25.00030)

-1.664633***

(-5.366412)

Log

(平均每人GDP)

1.647483***

(42.27684)

0.314361***

(11.96332)

AR(1)

0.421859***

(2.997860)

0.827996***

(11.25639)

Adjusted R-

Squared

0.991617

0.993753

Durbin-Watson stat

1.973188

1.780713

樣本數

46

46

註:

  1. 括弧內為t值。
  2. ***、**、*分別代表99%、95%與90%的顯著水準下,具統計顯著性。

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帶動下,政府有很多的資金可以投入福利服務的工作。實證的結果雖然顯示GDP有顯著的效果,但是並未告訴我們在缺少福利支出與知識累積的狀況下,平均餘命仍然能上升。如表中第三項所示,GDP每上升1%,福利支出會上升1.65%,受教育年數會上升0.31%

四.1966至1990年的實證結果分析

為了與Anand and Ravallio(1993)的實證結果比較,也為了減少共線性的問題,我們以平均每人GDP、平均每人社會福利支出及貧窮率解釋平均餘命的變化。由於貧窮率在1991年後接近於0,變化很小,故我們取1966至1990年的資料來作實證。如表4-12所示,GDP是影響平均餘主要因素(見表中第一項)。為了解決共線性的問題,在刪除GDP後(見表中第二項),福利支出對男女平均餘命有正且顯著的影響。貧窮率對男性平均餘命有負且顯著的影響,對女性的影響雖為負但不顯著。可能是因為我國很早就脫離貧窮的窘境,1977年之後的貧窮戶數比皆小於10%。

男性的實證結果,仍然支持貧窮率下降能夠提升平均餘命的看法。在這段時間內,GDP提供了福利支出上升與貧窮率下降所需的資金(見表

中第三項)。實證的結果雖然顯示GDP對平均餘命有顯著的效果,但並未告訴我們在缺乏福利支出提升與解決貧窮問題的狀況下,平均餘命仍然能夠上升。根據我們的實證,當GDP每上升1%時,福利支出會上升1.6%,貧窮率會減少2.04%。經濟成長的果實帶動福利支出上升,並且分配給貧窮階層的人。

表4-121966至1990年的實證結果

 

一、影響平均餘命的因素

應變數:-log(80-平均餘命)

二、刪除GDP

自變數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常數項

-5.582548***

(-8.046616)

-10.72612***

(11.89098)

-3.651412***

(-18.31264)

-4.684623***

(-9.872199)

Log

(平均每人GDP)

0.243119***

(2.937594)

0.753830***

(6.840515)

---

---

Log(平均每人社會

福利支出)

0.044007

(1.027781)

0.054026

(0.950501)

0.145132***

(4.474176)

0.354115***

(4.679815)

Log(貧窮率)

-0.013489

(-0.511899)

0.065831*

(2.077622)

-0.054154*

(-1.815860)

-0.053892

(-0.943330)

AR(1)

0.362554

(0.652880)

0.078437

(0.390899)

0.618342**

(2.802841)

0.479320*

(2.022524)

AR(2)

---

---

-0.315151

(-1.630813)

-0.089137

(-0.491405)

Adjusted R-squared

0.982686

0.991860

0.977507

0.971629

Dubin-Watson stat

1.613642

2.043461

2.164079

1.989126

樣本數

24

24

23

23

 

三、平均每人GDP對平均每人社會福利支出與貧窮率的影響

 

應變數:Log

(平均每人社會福利支出)

應變數:Log(貧窮率)

常數項

-10.18407***

(-11.83705)

21.16446***

(8.009938)

Log

(平均每人GDP)

1.568320***

(21.19080)

-2.040634***

(-9.027893)

AR(1)

0.302711**

(2.010567)

0.671438***

(4.026179)

Adjusted R-

Squared

0.975286

0.972210

Durbin-

Watson stat

2.027028

2.040981

樣本數

22

24

註:

  1. 括弧內為t值。
  2. ***、**、*分別代表99%、95%與90%的顯著水準下,具統計顯著性。

Anand and Ravallio(1993)22個國家的實證結果顯示:平均每人GNP每上升1%,公共衛生支出會上升1.86%,貧窮率會下降0.84%。相較之下,我國在經濟成長時,將更多的果實分配給貧窮者。我國在經濟快速成長下帶來的福利水準提升,不是只有追求所得的提升,同時也重視公平面的經驗,可供他國的參考。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Sen認為以平均每人所得為福利指標,有許多非所得訊息無法包含,因此提出以能力方法來衡量福利的水準。我們採用能力方法,以平均餘命與學齡兒童就學率為福利的指標,其結果發現福利並非完全決定於所得。就平均餘命而言,結合前後期的1917至1997年實證結果,福利支出扮演提高平均餘命的重要角色,平均每人GDP對平均餘命的影響並不顯著。透過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來補助人民、改善公共衛生環境、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使受到經濟衝擊的人們,仍然可以保障其生存。

在前期1917至1943年的實證中,就平均餘命這項基本功能而言,政府福利支出與教育程度仍然是提升能力的主要動力。對學齡兒童就學率而言,政府教育支出是就學率提的升主要動力。GDP在這段時間內,只有對男性平均餘命有顯著的效果。儘管在這段時間我國的經濟沒有顯著的成長,不斷地提高政府支出與教育程度,仍然使我國各項的能力上升。因此提升人民福利並不一定需要所得成長。對於貧窮與經濟成長慢的國家,政府重視與人民基本功能有關的工作,仍可達到福利提升的目的。

在1951至1997年的實證中,我國的經濟成長帶動了能力的提升。但是在經濟成長的同時,仍然伴隨福利支出上升、教育程度提升及貧窮率減少的現象。尤其我國在成長時仍重視分配的經驗,可供他國政府追求人民福利時的參考。

綜合觀之,我們以Sen的能力方法探討我國人類發展的經驗,所得到的結論如下:

  1. 實證的結果給予政府的各項福利服務、教育補助極高的評價。認為政府重視有關人民基本功能的工作,可以提高人民的福利。

  2. 所得低時,政府重視有關人民基本功能的工作,仍然可以提高人民的福利。所以高所得與經濟成長並非福利提升的必備條件。
  3. 經濟成長快時,我國將成長果實分配給貧窮者的經驗,提醒我們公平的重要性。

二.建議

  1. 由於政府支出對福利的影響至深,政府應持續重視社會福利工作。尤其如今我國人口老年化,老年人口的需要包括經濟、醫療、長期照顧等層面。如此龐大的需求有賴政府積極的投入參與,並擬定國民年金政策,以平衡財政的收支。

  2. 我國將成長果實分配給貧窮者的經驗,提醒我們貧富不均的現象日趨嚴重對福利水準可能帶來的傷害。如下頁圖5-1所示,吉尼係數在近年來明顯地提升。因此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如何兼顧公平正義,而非劫貧濟富乃是政府重要的課題。

三.進一步的研究

  1. 貧窮率在本文以家戶所得趨勢估計,若能取得行政院主計處家戶所得原始資料,以Sen或是其他學者設計的貧窮指數衡量貧窮程度,探討貧窮對福利的影響會更有意義與精確。[29]

  2. 脫離貧窮困境後,由教育水準上升,累積的人力資本或各樣的新科技,是否對平均餘命的影響日趨重要,頗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3. 衡量福利的指標很多,Sen的能力方法也受到許多的批評。[30]建立優良的福利指標與客觀地定義福利,是最基本與重要的研究。


陸.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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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站


[1] 原文引自Sen,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January 1998.第三頁。

[2] Sen(1998)認為福利經濟學之外的經濟學,仍然多多少少隱含了價值觀。例如一個人必須要付出多少心力找工作後,仍然沒有工作才被歸類為非志願性失業。一位為了照顧小孩而放棄工作的婦女,是否應排除在非志願性失業之外?

[3] Sen(1987b)認為經濟學有兩個不同的源頭,第一類與道德規範有關(ethics-rslated),第二類為「工程」方法(engineering approach)。與道德規範有關的領域,可追溯至亞里斯多得(1958, 1980),當他討論到經濟的議題時,以「提升生活品質」為目的。

[4] 對於效用的定義,可參考Samuelson(1947), Arrow(1963),Harsanyi(1955),Hare(1981),Mirrlees(1982),Griffin(1986),Broome(1991)。

[5] 有關於將福利視為「慾望的滿足」的看法,請參考Gosling(1969)。

[6] 以貨幣計算的效用,請參閱Varian(1992:108~109)。

[7] 對於個人之間效用是否可比較,Robbins(1935)有詳細的討論。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當我付了六塊買了一個麵包,我所得到的滿足感,並不會與麵包師父得到我所付出六塊錢的滿足感相同。

[8] 有關每個人提升福利能力的不同,參考Sen(1998),第十三頁。

[9] Sen(1993a)提到:The freedom to lead different types of life is reflected in the person's capability set

[10] Sen視「能力集合的擴大」為福利的提高,可參考他在1984年的說明: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best seen as a process of an expansion of peoples capabilities, and development is seen as a process of emancipation from the enforced necessity to live less and be less.

[11] 重要的功能如基本需要學派(basic needs school)學者(如Pigou, 1952)所重視的識字率、維持身體健康的基本營養。

[12] 例如由聯合國發展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簡稱UNDP)所出版的199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HDR),就深受能力方法的影響。

[13] 該調查名稱為 Encuesta CASEN 1992”,是智利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大規模家庭狀況調查報告。

27 對於有正當理由(如選擇就業、沒有興趣讀書)而不就讀中學者,不列入失學的人口。

[15] 經濟富裕帶來的貧窮減少,表示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到貧窮人的手中。

[16] 根據Anand and Ravallion的衡量,平均每人GNP對平均每人公共衛生支出的彈性是1.86(t=9.59);平均每人GNP對貧窮線下人口的比率的彈性是 -0.84(t=9.59)。

[17] 平均餘命是一與死亡率有關的統計值,所以嬰兒死亡率的提高會降低預期壽命,影響到「能力」。

[18] IMR: infant mortality rate,即嬰兒死亡率。

[19] 斯里蘭卡1992年的平均餘命是71歲,嬰兒死亡率是千分之19,識字率是百分之88。

[20] 由於日本政府撤離,我國政府又未及時著手調查,因此我們找不到1944~1950年的相關資料。

[21] Barclay(1954)針對如此低的平均餘命提出解釋。在1895年前,臺灣地區是一個不適合居住的地方,死亡風險高於中國大陸南方。其原因如下:一、開墾蠻荒未知的地區。二、與原住民的暴力衝突。三、不同於江南地區的亞熱帶氣候,是許多致命傳染病毒與病媒的溫床。

[22] 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的推估,公元2051年臺灣地區的男女平均餘命分別為77.3083.90

[23] 雖然平均每人GDP與平均每人社會福利支出皆下降,但是福利支出下降幅度遠小於GDP仍然造成GDP不具顯著性與福利支出具顯著性的結果。以1951年與1943年比較,GDP下降了37%,福利支出下降了22%。而GDP需要再過十年,才會恢復1943年的水準。平均福利支出於次年就恢復1943年的水準。

[24] 虛擬變數D51的設定,在1943年以前為0,1951年以後為1。

[25] 以虛擬變數D51衡量前後期的斜率是否不同,結果亦不具統計顯著性。

[26] 有關知識水準的資料,1951至1997年為平均每人受教育年數。雖然我們有1917至1997年的學齡兒童就學率,但就學率很快就接近100%,變化很小。

[27] 衡量GDP與教育支出對就學率的影響時,若加入二階的自我迴歸於模型中,雖然使Dubin-Watson stat更接近2 ,GDP與教育支出對男女兒童就學率皆無顯著的效果。

[28]在衡量就學率對平均餘命影響時,因我們是衡量「知識累積」的效果,以兩性的平均就學率為解釋變數。

[29]有關貧窮指數的設計與研究,可參考Sen(1976), Thon(1979), Blackorby and Donaldson(1980),Clark, Hemming, and Ulph(1981), Chakravarty(1983), Foster(1984), Foster, Greer, and Thorbecke(1984), Hagenaars(1986), Seidl(1988), Foster and Shorrocks(1991), Shorrocks(1995)。

[30] 例如Griff(1991, 1996)提出以 prudential values 來衡量福利。認為人們之間存在一些類似的目標(aims),喜好(likes)與厭惡(aversions),也就是prudential values。當這些有價值的事物發生,使人們的生活得更好時,福利水準隨之提升。Mozaffar(1997, 1998)則認為prudential values優於能力方法,因其能符合福利多元化的性質(pl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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